提议采用的方法真的不需要太多资产投入吗？
相较于其他提供运输服务的方法来说，Uber的商业模式真的不需要大量资产投入，因为Uber善用既有的备用产能（指可使用汽车的数量，以及愿意收费载客的人）。不过，就算是Uber也无法忽略，大幅投资来提供折扣和宣传，以建立顾客群，会带来什么影响。在中国市场一年十亿美元的资金消耗，据说是为了进行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而不只是全球其他地区的扩张。有关这方面的错误观念，我们并不是第一次看到。亚马逊在欧洲市场的扩展，比原先预期的更困难得多，因为它最初忽略了必须在当地投资仓储设施。而且，除了有形资产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对员工、系统、品牌和无形资产的投资。因此，就算是在平台的世界里，还是会有限制。
真的有全球性的网络经济吗？
虽然网络经济通常被视为平台获胜的关键要素，但网络经济就跟规模经济一样，似乎常被高阶主管高估了。从透过平台来进行全球化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要问你自己，网络经济是在全球、国家、还是地方的层次运作。就Uber的个案来说，很难想像，决定顾客是否要使用这项服务的绝大多数选择，会取决于Uber在其全球网络、甚或各国网络里，而不是在某个特定城市里有多少辆汽车。Airbnb可能比较容易通过这项考验，因为借由Airbnb订购的行程，据说有三分之二是跨国旅行。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为如果缺少了全球层次的网络经济，商业上的胜利就会变成彼此之间没有关连（disconnected）、只是各国之内（或者各个城市之内）的竞争。而且，就算真的有一些经济活动扩展到国界以外，但是像中国之类的庞大市场，仍然会是当地的挑战对手，在运用下文描述的那些工具之后，最有可能击败全球化的竞争对手。
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会有助于维持网络优势吗？
网络经济若要成功，需要的不只是迅速成长扩大，还要长期维持这个规模优势。在这方面，转换成本就很重要，因为这可避免其他对手随后加入，只靠着提供稍微好一点的交易条件，就让所有人都转换采用它的服务。就Uber的案例来说，只要有当地的竞争对手，就很难防止乘客或是驾驶人转而投靠他们。历史提供了一个警世故事供我们参考：eBay在收购了EachNet之后，在2003年控制了80%的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可是，由于eBay收取的费用、在销售流程中无法提供第三方暂管帐户、以及稍后我会讨论到的其他种类的缺点，因此转换成本并不够高到足以维持eBay当时的网络优势。
哪些跨国差异可能会对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竞争对手有利？
以平台为基础的战略，通常都不太重视各国之间无数的差异，例如我提出的「CAGE架构」将这些差异区分为文化、管理、地理和经济类型的差异。以eBay的例子来说，由于文化差异的原因，国际化初期就遇到了麻烦。eBay原先在美国的业务着重在收藏品，随着扩展到其他国家，业务当中收藏品相对于「实用品」的组合比例就变得很不一样。ETRADE最初想要迅速全球化的愿景，面临到各国不同的行政管理要求，为了遵行各国法规，几乎需要在各国完全重新设计服务项目。之前已经提过，亚马逊因为地理距离和当地仓储的要求而受挫。至于经济面向，新兴市场较倾向用智慧型手机上网，而非用电脑上网，Google针对这一点的调整步伐太慢，也伤害到自己在母国市场的表现，如果当时调适速度快一些，Google在行动广告上可能就会比脸书做得更好。请留意这里出现的双重问题：企业必须严肃看待差异，然后必须设法处理那些差异，而又不能破坏平台经济（平台经济往往必须仰赖标准化）。
有哪些社会政治上的因素，会限制市场优势地位？
讨论要如何透过平台来创造商业上的成功时，通常会轻忽非市场要素可能对市场结果产生的限制。其中一部分会跟前面对于管理要素的讨论、对偏好本国厂商的讨论，混淆在一起。因此我会猜测，Uber出售给滴滴出行的交易，其实已经计划了好一阵子，因为中国政府不可能让外国竞争对手在一个庞大且附加价值相当高的服务产业里获利，另外还要考虑到滴滴出行的政治关系。
不过，非市场要素的重要性，超越对当地竞争对手的偏爱。赢者全拿的结果，通常会导致社会和政治上的强烈反弹，虽然中国叫车市场显然不是这种情况。19世纪那些不讲道义的「强盗资本大亨」年代，引发了民粹群起反抗和反垄断立法，《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等主流媒体拿那些人来比拟现代的「矽谷大亨」，而非由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作这样的类比。即使你认为这种比较有些言过其实， 但Uber执行长卡拉尼克和其他高阶主管明白展现对法规监管机关的 藐视，包括在母国市场美国也如此，从 商业观点来看，这么做实在没有什么道理。
总结来说，虽然各界目前对于平台充满了兴趣，但平台并不是解决全球化战略必须处理的所有议题的万灵丹。相反地，平台似乎是我称之为「科技迷幻」（technotrance）的另一个明显迹象而已；我所谓的「科技迷幻」是指相信科技是整合全世界的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抱持这种信念的，似乎还包括宣称「世界是平的」的权威专家、强调因数位流而使得全球化进展得还不错的谘询顾问，以及许多高阶主管。科技虽然已经大幅提升了全球连结（global connectivity）的潜力，但政策仍然很重要，而且政策可以反转这种情况。忘记这一点的人，必须自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