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越来越多的不平衡和结构性矛盾，如果不改变传统的财富管理方式，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行。因此，如何处理财富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极为严重的挑战，也是中国的企业家面临的重要问题。
美国黄金时代的大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就说：“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如何适当地管理财富，以使富人和穷人之间依然可以保持兄弟情谊、和睦相处。”笔者觉得中国的企业家阶层都需要好好思考这句话。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适当的贫富差距，这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出现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衡，那么就会造成社会动荡，动荡就会动摇稳定的市场。而企业家的发展依赖于稳定的市场，所以在一个社会里，让贫穷者也能活得有尊严，这不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整个企业家阶层的事情。企业家需要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尊严。既得利益阶层需要有一个度，这个度就是为后进者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为落后者提供保障说到底还是需要企业家来创造财富，然后借助财税这只手来重新分配财富。那么，我们如何保障企业家阶层的利益，这对于创造社会财富而言是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企业家阶层有自己的私利，他创办企业，创造财富就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利。
企业家有力量改变社会，但是需要法律上的保障。不可以对企业家阶层所创造的财富加以剥夺，这是保持企业长远发展的动力。笔者在和印度商业协会会长、NIIT信息技术学院中国区总裁浦凯旋(Prakash Menon)谈及对印度企业来说，尤其是IT企业，最关键的发展因素是来自政府的支持，还是企业家精神时，他脱口而出：“是企业家的精神支持了印度优秀企业的发展，还有就是印度能够很好地保障创富者的利益。”
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中每一个人，他们必会认定自己的私产是不可侵犯的，同理，别人的私产也是不可侵犯的。私权概念的兴起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这种基于财产私权的法律制度是对企业家阶层的激励，因为自己努力的成果能够得到法律的保障和伦理上的认可。尊重私产是财富创造力的源泉。即使是企业CEO，也需要激励。
柳传志就为联想做了“找主人”的战略布局，他通过股权分配，要让联想变成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制订详细的目标进军消费和现代服务业，决心在2014年整体上市，其间让杨元庆自掏腰包回购联想集团8%的股份。这一系列举措，都是给他退休后的联想找到主人。
柳传志强调，惠普、诺基亚在大变革时代迟钝，都是因为没有“主人”，而联想控股整体上市，让杨元庆回购联想股票，一系列举措都是解决企业的“主人”问题。柳传志并不看好西方职业经理人制度。他认为很多西方大企业都社会化了，股权非常分散，完全是一个经理人控制的公司，这种模式还需要验证。因为经理人的急功近利可能会为了短期利益而伤害公司。这将伤害企业的长久发展能力，丧失对未来负责的动力。
柳传志认为，一个企业没有主人是可怕的事情，他举了个例子，惠普前CEO李艾科，2010年10月就任惠普CEO，2011年9月被解雇。他被解雇一点都不意外，李艾科在任期间让这家全球最大的PC公司股价狂跌了一半。可谁选择了李艾科，李艾科被董事会选为CEO时，没有一个董事见过他，没有人负起企业变革的重任。因这件事情，惠普的董事会一再做蠢事成了众矢之的。《纽约时报》称惠普董事会是“企业史上最差的董事会”。
事实上这不是惠普董事会犯的第一个错误了。柳传志多次以惠普为反面教材，历数企业“没有主人”的危害。据柳传志介绍，当年惠普两个创始人去世以后，他们的后代把公司的股票全部卖掉，这个公司就变成了独立董事的公司。“独董的意思是个人跟公司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代表股民看管好公司的财务。”然后就把卡莉引进来，花了300亿美元并购康柏。“除了独董，剩下的都是小股东，说话没有力量，如果企业有主人，花这样的巨资并购，一定是心疼坏了。”
后来马克·赫德上台，这是联想的强劲对手，让惠普业绩大有起色，也压制了戴尔。“可仅仅因为绯闻方面的事，仅仅两万多美元的报账问题就把他炒了。而向赫德的个人赔偿就要4000多万美元。然后惠普就再难找到像赫德那样优秀的人了。”惠普董事会的这一举措，被甲骨文总裁评为“苹果开除乔布斯后最糟糕的人事决定”，气得小股东联名要告董事会不负责任。柳传志认为，正是惠普董事会的一系列愚蠢决策，直接导致惠普今天混乱的局面。
柳传志认为，这是股份制企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董事会里有一批独立董事，而缺少类似家族企业里那种真正的大股东代表。这些独立董事的任务是努力看住企业不要违规，不要侵犯国家和股民的权益。在这方面，做得尽职尽责、无可挑剔。但另一方面，却没有人能为企业的生死存亡承担责任，也没有人为企业设定长远战略，树立发展的愿景。这样的企业，会无可避免地丧失掉曾经的竞争力，遭到淘汰。
柳传志的观点是，家族企业也有着家族企业的好处，例如“全情投入，团结奋斗，甚至可以不计报酬”，这是柳传志在专访中多次提到的“主人翁意识”。
柳传志认为，企业发展一定要理清产权问题，有大股东，他能够将企业当成自己荣辱与共的事业，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必定无动力。他说：“我认为家族企业是能够世代相传的，但是它有它的问题，比如是不是真的能够任人唯贤，能够让更好的人进入到领导层中，家庭里面会有矛盾。我们希望联想后边的传承像家族企业那样，但是要有一定的机制保证，我们并不是一个家族企业，但是能够像家族企业一样传承，这就是股权结构的引进。”
比尔·盖茨作为前世界首富，他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其实就已经社会化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管理者而已，但是在法律层面上，美国法律尊重他的私利，他创造的财富属于他自己支配，别人无权过问。然而盖茨将自己的资产几乎全部捐出成立了基金会，去做公益事业和投资基金。要知道，强制剥夺他的财富和比尔·盖茨自己捐出财富，虽然在结果上是一样的，但是对于盖茨本人的观感来说，却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是选择直接剥夺了的话，那就会摧毁社会的企业家精神，没有人愿意创造更大的财富，最终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缺少创造力的社会，留下一批平庸的企业。因为企业CEO没有动力去创造财富了。
“人性是自私的”这句话是经济学的底座，相当于物理学中“万有引力”理论那样重要，如果自己的奋斗成果被人剥夺的话，就会挫伤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尊重私利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并不矛盾，企业家因为自私而利他，在背后起作用的，恰恰是那只“看不见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