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的一个下午，雪莉·理查德用完午餐回来，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张纸条，说在她出去的时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阿伦·马瑞尼斯曾给她打过电话。“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她只好给她的上司约翰·麦克卡提打电话，讨论一下这件事。约翰·麦克卡提是负责公司公关的副总裁。阿道夫·库尔斯公司是美国第五大酿酒商。今年是理查德作为公司公关负责人的第二年，她非常清楚阿道夫·库尔斯公司目前人气指数正在下降，并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公司劳资矛盾重复不断。这矛盾早已不是新闻，她几乎害怕去问为什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会对此感兴趣。
理查德从上司那得知马瑞尼斯是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的制片人。记者麦克·华莱士早就给约翰-麦克卡提打过电话，说计划要在《60分钟》节目报道该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经理很关心对就业不平等问题的诉讼，这个诉讼是由劳联一产联对库尔斯公司提出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欲调查这场酿酒商与有组织的劳工之间长达五年的诉讼。
在约翰·麦克卡提解释了马瑞尼斯的情况介绍后，雪莉·理查德一下子跌坐在椅子里。她去年努力琢磨为什么工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对库尔斯啤酒联合抵制，她坚信公司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她认为工会代表的只是一小部分对库尔斯公司不满的工人，大多数人对公司是满意的。但雪莉·理查德也怀疑情况是否对公司有利，她注意到了劳联一产联有赢得媒体的能力，她清楚地知道麦克·华莱士是有名的调查记者，很精明，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个节目会公平地报道公司。
另一方面，许多公司认为《60分钟》节目是反对大企业的。雪莉·理查德也不知道玲司管理人员在聚光灯、摄像机及记者逼问的压力下会做出什么反应。约翰·麦克卡提与库尔斯老板兄弟俩一起讨论电视节目的计划，决定是否允许制片人马瑞尼斯参观库尔斯公司。公司总经理乔·库尔斯和董事长比尔·库尔斯对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上公开公司的“家丑”持怀疑态度。但约翰·麦克卡提对这个能使库尔斯公司引起公众注意的机会很感兴趣。雪莉·理查德早已估算了允许华莱士采访及将库尔斯公司的工厂和雇员拍摄成节目的巨大风险，觉得库尔斯公司老板兄弟俩的保留意见有道理。
由于对工会的支持不断增大及她自己克服公司负面影响战略的失败，雪莉·理查德感到受挫，她相信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只能更被动。她的公关目的是试图让公司表现出她推崇的形象：良好的公司管理受到因期望未被满足而不满的劳工组织的骚扰。她认为她的工作并不是努力去掩盖库尔斯公司雇佣工人的真实情况。“公共关系并不能改变真实情况，”雪莉·理查德强调，“你不能粉饰事实。”
雪莉·理查德准备好公司该如何处理《60分钟》节目的计划，她意识到沟通战略会影响公司的公共形象。关于接受《60分钟》节目的任何决定都必须得到公司总经理和董事长的同意，雪莉·理查德不能确定在沟通战略上最终她能有多少控制权。总经理乔·库尔斯顽固、保守、捍卫私人企业的利益。显然，他会拒绝对电视节目采取开放门户的政策。同时，雪莉·理查德不知道她是否能说服管理层使这个传统上封闭的公司公开让《60分钟》节目进行详尽调查，也不知道“无可奉告”姿态是否是最好的防御方式。但是如果在节目中库尔斯不发表任何评论，很显然劳工组织在摄像机前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会被信以为真。
阿道夫·库尔斯公司的历史
库尔斯酿酒公司由阿道夫·库尔斯建于1880年，阿道夫·库尔斯是1868年移民到美国的普鲁士人，曾在一个普鲁士酿酒厂里做过学徒。1869年末，22岁的阿道夫·库尔斯已经成为斯登格酿酒厂的工头。斯登格酿酒厂位于伊利诺斯州的那波维尔。1872年库尔斯在克罗拉多州的丹佛拥有了自己的装瓶公司，凭着他对啤酒的酿制知识及约瑟夫·舒勒的经济援助，库尔斯在克罗拉多州的格尔登建立了自己的酿酒厂，他的产品很快获得成功。1880年阿道夫·库尔斯买下了约瑟夫·舒勒拥有的股份，建立了家族企业，这个家族企业的传统延续了近一个世纪。
在禁酒期间(1916～1933)，公司通过转向生产麦乳精饮料保持了生机。禁酒期内库尔斯公司也在扩展新的制造厂。17年的禁酒期内，水泥制造厂和瓷器厂对公司的生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3年酒精饮料合法化后，它的酿酒厂再度繁荣发展。
阿道夫·库尔斯公司以其独有的“落基山泉水”酿制闻名，迅速成为啤酒业的传奇公司。库尔斯的管理原则是独立自主、自给自足。众多库尔斯子公司联合形成垂直管理的公司，库尔斯拥有并管理生产的每一个方面：库尔斯容器制造厂生产啤酒的铝制和玻璃容器；库尔斯运输公司生产将啤酒运往分销中心的冷藏车、将煤和燃料运往格尔登酿酒厂的运煤车；库尔斯能源公司买卖能源产品，并拥有科罗拉多金尼斯伯格煤矿，该煤矿可供应库尔斯所需的煤到20世纪末，它的再生铝厂年产量达3 000多万磅；其他由库尔斯完全拥有的子公司包括库尔斯食品公司、库尔斯瓷器公司及美国职业健康中心。
库尔斯公司的秘诀
克罗拉多州的格尔登酿酒厂的秘诀及它独特的生啤酒产品令阿道夫·库尔斯公司名利双收。艾森豪威尔和福特总统用空军将库尔斯啤酒运到华盛顿享用。演员保罗·纽曼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曾将库尔斯啤酒作为他们电影布景的指定啤酒。商业杂志赞美库尔斯啤酒是“美国时尚啤酒”。在库尔斯扩大销售时，它的秘诀显得令人无法抗拒；从1965年到1969年间，库尔斯公司没有做任何广告或营销，而从所有酿酒商的第12位跃升到第4位。
库尔斯公司的成功秘诀的一部分是它的家族传统，在酿酒的一个多世纪里，公司管理大权一直掌管在阿道夫·库尔斯的直系后代手中。首先传给小阿道夫·库尔斯，然后是他的儿子威廉·库尔斯。1977年威廉·库尔斯将经营权交给了他的弟弟约瑟夫，但自己仍然是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公司目前的总经理约瑟夫是一个著名的右翼团体支持者，是一个保守分子，遗产基金会的发起人，是里根总统所谓“厨房内阁”的成员。消费者、劳工及该行业都认为这个家族是与保守派紧密联系的。
库尔斯公司建立在家族制的传统上，即使在1975年上市后，也仍然对公关采取保守态度。比尔·库尔斯回忆阿道夫·库尔斯二世时说，我父亲是一位非常害羞的人。创始以来公司就一直不愿引起任何公众的注意。1960年，轰动一时的阿道夫·库尔斯三世的绑架谋杀案，引起了公众对库尔斯家族和它的生意的关注，但库尔斯严格遵循了“无可奉告”的政策。
酿酒行业的情况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70年代，再到80年代，酿酒行业的特点是酿酒商的数目在减少但是产量和销量在增长。1963年，标准普尔的调查报告说有211家酿酒商在经营，10年后这个数目已降为129，到1980年，只有100家酿酒商在经营了。另一方面，啤酒的人均消费量却从1963年的每年15加仑增长到1973年的19.8加仑，到1980年，人均消费量跃升为每年24.3加仑。
直到70年代中期，啤酒市场基本上仍是地方性、区域性的，但最大的酿酒商们在扩展势力，他们的市场份额也随之增加。1974年五家最大的酿酒企业占了国内啤酒产量的64％，而在1973年，他们只占了59％，原来强大的地方或区域性的酿酒企业要么被更大的生产商买下，要么挂牌停业。
然而，还有一家赫然挺立的例外，那就是控制着西部的阿道夫·库尔斯公司。直到1976年，该公司生产的1 230万桶啤酒仍只在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和其他10个西部的州销售。1976年库尔斯公司仅在加利福尼亚市场的份额就大大超过了50％。事实上，座尔斯公司的秘诀统治着它有限的销售区域，它的销售业绩在其有限的销售区各州都不低于35％的市场份额。在70年代，库尔斯公司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五，前四家公司依次为Anheuser Busch公司、Joseph Schlitz公司、Philip Morris’s Miller公司和Pabst公司，他们都有相当广阔的销售区域。
在70年代五家酿酒企业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使得生产商更积极努力地赢得顾客。全国权威广告机构的统计数字表明，1979年各大酿酒商都加大了广告宣传投入，前九个月的同期增长幅度依次为Anheuser—Busch公司37％，Joseph Schlitz公司14％，Philip Morris’s Miller公司18％，Pabst公司14％，而阿道夫·库尔斯公司达惊人的78％。
库尔斯公司的市场营销和销售
行业分析师对库尔斯公司依赖于产品质量和声誉而非市场营销的销售战略提出了批评。1976年在强大的竞争者面前库尔斯的秘诀失去了吸引力。禁酒开始以来，第一次库尔斯公司没有将它的啤酒完全销售出去。公司对竞争的最终反应是加强市场营销和发展经营。1976年至1981年间，公司试图恢复销售额，新增了8个州作为销售区域。1978年5月，库尔斯开始推销它20年来的第一个新产品——库尔斯轻啤。1979年，库尔斯开始了它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型广告活动，以抵御Philip Morris’s Miller公司等强大的竞争对手。库尔斯公司1981年的年度报告描绘了库尔斯的最新产品爱尔兰红麦芽酒，同时还新拓展了一揽子改革计划，目的是“跟上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库尔斯公司1975年上市，但投资者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回报，因为股价在70年代后半期一直下跌。库尔斯刚上市时股价是31美元，到1978年已跌到16美元，对原始股持有者来说损失了约50％。根据公司的年报，1980年的净收入是6 497.7万美元或者说每股1.86美元。1981年的净收入是5 197万美元或者说每股1.48美元。这个数字与1980年相比下降了20％。
库尔斯公司的劳资关系
在禁酒期之前，所有的酿酒企业，包括库尔斯公司，都是完全联合起来的。1914年，全国第一个垂直管理的行业工会在库尔斯公司成立。美国开始禁酒后，库尔斯公司通过其他替代性的业务求得生存，但不得不减少雇员数目。库尔斯公司雇佣年长的工人，解雇了年轻的工人，结果爆发了一次工会工人罢工，这次罢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33年禁酒令撤销。然而，没有工会公司仍照常运营，直到1937年，小阿道夫·库尔斯将酿酒工人国际联合会请进了库尔斯公司。
1953年，公司发生过一次由酿酒工人国际联合会组织的罢工，这次罢工由于胆怯的公司管理层很快屈服而中途结束。1955年，库尔斯陶瓷工人组织起来罢工，原因是他们的工资比酿酒工人少。尽管工厂仍继续运作，但库尔斯所有的工会成员都参加了这次大罢工，这场罢工持续了4个月；罢工进行了117天后工会最终失败，工人们返回工厂工作。
1957年，由于工人和管理层之间关系僵化，关于新劳资合同的谈判破裂了，工人们决定再次罢工。接下来的四个月里，管理层的家长制和小镇私人关系与工会的要求让工人们很为难。当时的工厂经理比尔·库尔斯回忆说，在那次罢工期间，管理层想向工会证明工厂并不依赖工会工人。库尔斯公司在1957年夏天，雇佣大学生暂时替代罢工的酿酒工人。学生离开后，罢工工人受到管理层计划永久雇佣替代工人的威胁，于是返回了工厂。这次罢工是工会的一次失败，最终给酿酒工人国际联合会领导人留下了对库尔斯的苦涩的回忆。1957年秋工人全部返回工厂上班。库尔斯管理层相信他们赢得了完全的控制权。
到50年代末，库尔斯公司成立了15个地方工会。管理层允许工会存在，但宣称工会对工资或雇佣工人没有实际的影响。库尔斯家族坚信他们的公司管理优秀，能赢得工人的忠诚，工人根本不必要靠工会保护。1960年，工厂工会的电机师罢工，但由于没取得其他工会的支持，工厂靠雇佣非工会的电机师代替罢工的电机师仍维持运营。库尔斯其他工会组织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1968年，建筑工人的一次罢工结果是库尔斯解散了14个工会。到]970年库尔斯的工人主要是非工会工人。
1976年，库尔斯管理层和酿酒工人国际联合会的地方工会之间爆发了一次合同纠纷。工人要求提高工资10％，并且要求改善退休待遇。历经一年多的谈判，工会官员最终拒绝了管理层提出的折衷方案，工会断言这个方案侵蚀了工人的权利。1977年4月，超过94％的酿酒工人国际联合会的工人投票支持罢工。工厂只能开七成工，然而管理层大胆地宣布了替换罢工工人的计划。为了维护工会，劳联一产联领导人宣布全国范围内抵制库尔斯啤酒，直到达成新的解决方案。但是在罢工开始的前5天里，39％的工会成员回到工厂上班。
1978年，库尔斯管理层举行了一场取消酿酒工人国际联合会的地方工会组织366的投票权的活动。罢工已进行一年多了，联邦劳工关系管理条例限制罢工工会成员参加投票。只有留在工厂里的工人，包括回到工厂上班的不参加罢工的工人，才能投票是否保留地方国际联合酿酒工会。那年12月，库尔斯公布了雇员投票的结果，71％的工人赞成取消当地的地方酿酒工人国际联合会。
1957年以来，库尔斯酿酒公司一直是一个“封闭的企业”，在这里工人们如果想要从工会活动中受益就要交会费。但公司高层认为1978年的取消地方工会的投票权是“开放式企业”的胜利。在库尔斯公司这样开放式的企业里，工人们可以享受工会利益而不用交会员费。工会官员为没签新合约以及取消工会的投票结果感到受挫，公开声称在库尔斯公司里“工会破产了”。
事实上，据劳联—产联领导人说，酿酒工人国际联合会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第20个被库尔斯取消合法地位的工会组织，管理层一直宣称雇员拒绝工会组织，因为他们不需要；优秀的管理层消除了工会保护工人的需要。但是工会成员辩解说使所有20个工会“破产”的投票都是在罢工期间进行的，都由不罢工的工人来投票。到70年代末，在库尔斯公司里只有一个代表一小部分雇员的工会保留了下来。
全国范围的联合抵制
劳联—产联并没有为酿酒工人国际联合会地方工会从格尔登酿酒厂被驱赶出来的失败所打倒，为了维护工会，劳联—产联官员宣告全国联合抵制库尔斯啤酒直到达成新的解决方案。劳联一产联很快宣称他们的努力给了库尔斯销售额重大打击。事实上，1978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在1977财政年度，酿酒厂的利润下降了12％，并且预测1978年度还会降得更多。公司高层承认全国联合抵制是影响销售额下降的因素之一，但拒绝承认销售额会持续下降或抵制对销售额有重大影响。
库尔斯地方酿酒厂工会组织的失败点燃了联合抵制的火焰，但是抗议并不仅限于1977年提出的合同争议，还包括雇佣现状。工会领导人称公司在挑选工人时使用测谎器问一些不相关的和触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侵犯了工人的权益。另外，他们还抗议库尔斯公司在雇佣和提职时歧视妇女和少数民族。最后，联合抵制者还抗议库尔斯公司周期性地检查工人和他们的私有财产，这种检查和查封也侵犯了工人的权益。联合抵制激励了工会成员，同时也激励了少数人利益群体(少数人利益群体保护黑人、拉美人、妇女和同性恋者的利益)。
联合抵制对库尔斯的销售额的实际影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库尔斯公司的销售额自1977年7月起下降，这时距联合抵制开始刚3个月。一些分析家认为销售额下降不是由于消费者抵制，而是来自Anheuser Busch公司的竞争，该公司开始侵入库尔斯公司的西部领域。尽管销售额有所下降．库尔斯公司在它14个州的销售区域内，10个州的销量仍居榜首。另一方面劳工组织有1977年末取得胜利的证据，那年库尔斯公司第四季度报告的销售额低于前年同期的一半。销售额从1976年的1 700万美元跌到1977年的840万美元。库尔斯公司面临着挑战，毫无疑问，管理层非常重视劳联一产联的抵制活动，开始试图通过更积极的广告和公关来扭转不断下降的销售趋势。
联邦诉讼
劳联—产联的联合抵制获得了联邦政府给予的合法地位。1975年，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对库尔斯公司在雇佣和升职时歧视黑人、墨西哥人及妇女提出了诉讼。这起诉讼指控库尔斯公司违反了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反对库尔斯公司对雇佣人员进行的测试。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指出雇佣测试的目的是了解申请人的逮捕记录、经济状况及身体健康状况，诉讼还反对公司使用旨在“永久留住公司非少数民族男性雇员的雇佣方法”。
1977年5月，在劳联—产联联合抵制开始的一个月后，库尔斯公司与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签订了一项协议，承诺酿酒厂将不再发生用工歧视的问题。但根据媒体报道，库尔斯公司仍拒绝承认过去对黑人、墨西哥人及妇女的工作歧视。库尔斯公司说它将继续从1972年开始的一个项目，即在所有主要工种类别中增加妇女和少数民族的人数。尽管当时库尔斯公司的工程师工会已同意了协议，罢工的酿酒工人仍拒绝在协议上签字。
戴维·斯蒂克勒与劳联—产联
劳联—产联进行的对阿道夫·库尔斯的联合抵制的主要组织者是库尔斯公司所在地酿酒工人国际联合会前任主席栽维·斯蒂克勒，他曾在库尔斯公司工作了10年，1973—1976年间任业务经理，1976年离开工厂，开始在蒙大拿的劳联—产联工作。1977年4月，劳联—产联决定派戴维·斯蒂克勒负责协调对库尔斯啤酒的全国联合抵制。戴维·斯蒂克勒被调到了洛杉矶，在那里他同时还担任洛杉矶工会委员及劳联—产联地区办公室主任。
起初戴维·斯蒂克勒拒绝了劳联—产联派他负责组织联合抵制的要求，他个人认为由于过去在公司的任职，使他对公司状况太清楚了，很难给这个成败未定的问题做出公正的处理。但劳联—产联觉得戴维·斯蒂克勒在库尔斯的任职经历使他成为理想的人选。据载维·斯蒂克勒说，他关于公司用人存在歧视的报告得到无数库尔斯雇员的认同，成为联合抵制的中心话题。
戴维·斯蒂克勒说在接受库尔斯的雇佣时，他被要求在测谎机前回答关于他的个人生活和性偏好的问题。另外，他还披露了公司搜查个人或整个部门的情况。尽管公司管理者坚持这些指责是不实之辞，但戴维·斯蒂克勒认为库尔斯的雇员一般是“不愉快的、消沉的”。
库尔斯管理层决定对联合抵制做出回击，诉地方366组织违反了合约。公司说在合同协议里任何联合抵制都是禁止的。管理层向公众表明他们在联合抵制中受到侵害。库尔斯董事长开始在全国媒体上发表讲话。1978年在《福布斯》杂志的一次采访中，库尔斯谈到劳联—产联时说，如果谎言能帮助他们达到不道德、不正当的抵制的目的，他们可制造任何谎言。那年早些时候，库尔斯公司董事长就曾为公司受到的反工会的指责辩护过。《纽约时报》报道时引用首席执行官的话：“我们并不是与酿酒工人国际联合会地方组织366斗争，我们是与有组织的劳工斗争。酿酒工人国际联合会地方366组织只是劳联—产联的一个爪牙，地方366组织正是从劳联—产联获得资金。”
库尔斯公司的沟通
1977年的联合抵制迫使公司高层再次审视公司沟通工作。因为工会领导人要“摧毁公司”，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确信管理层必须与媒体保持联系。“没有他们说不出的谎言”，这位首席执行官回忆说：“没有人了解库尔斯公司，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公开事实。”
1978年，培波丁大学的基金筹集人约翰·麦克卡提被聘为副总经理，负责公司公关事务。麦克卡提为库尔斯公司带来了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的专业知识，并着手开始恢复库尔斯公司在少数民族中被败坏的声誉。麦克卡提建立了公司沟通小组，小组分成四个部分：公司沟通、社区事务、经济事务及法律事务。
对联合抵制及销售额下降这件事，麦克卡提获得了外部专业帮助，以改善公司形象。库尔斯公司19了9年开始了一场被分析家们称为强大的“形象建设”工程，目标是少数民族、妇女、工会成员及同性恋者。这个贯穿70年代后期的主题显然是对工会谴责的回击。形象工程突出“在库尔斯公司，人是决定性的力量”的理念。
据媒体报道，新形象工程的另一个组成要素是训练公司经理在与记者打交道时要显示出魅力与谦逊。库尔斯经理人员参加电教沟通课程，这个课程帮助他们克服对媒体由来已久的不信任感。
雪莉·理查德
雪莉·理查德是1978年与麦克卡提一起加入库尔斯公司的，她管理公司的法律事务。不过她在加入公司前就对库尔斯公司很熟悉。1974年至1978年，理查德作为普华的税务经理审计库尔斯公司的会计部工作。理查德回忆说，库尔斯会计部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扣减游说费用及慈善捐赠。作为她工作的一部分，理查德也卷入了政治斗争，帮助库尔斯公司设立政治行动委员会。1978年理查德决定离开普华，她向库尔斯公司财务副总裁申请工作，结果得到了法律事务部负责人的职务。她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81年。
理查德回忆她在公司的第一年是库尔斯公司“开始走出贝壳”的时代：Phillp Morris公司收购了米勒酿酒公司(Miller)，这意味着库尔斯公司面临的竞争加剧了，因而需要更积极地做广告。1975年库尔斯公司挂牌上市。1977年罢工造成的反面宣传及更激烈的竞争导致销售额下降，令股东失望。很明显，库尔斯公司的家族传统秘诀不再显灵了，必须更积极地开展公关。
在《60分钟》节目播报库尔斯公司的前一年，理查德就任阿道夫·库尔斯公司的沟通部门负责人，管理25名员工，工作涉及公司广告、内部沟通、分销商沟通、培训和公共关系等。
对峙的新闻业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调查攻势所产生的挑战对于任何公司来说都是可怕的。在整个70年代，这个具有14年历史的节目一直都在“尼尔森”榜上排名前十位。媒体评论家对这个独一无二、高质量、名列前茅的节目的成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在提到《60分钟》时，从广播行业的角度总结了许多感受，“毫无疑问，它是媒体发展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新闻节目。”
这个节目因其始终如一的犀利的调查报道而受到欢迎。执行制作人堂·休特宣称《60分钟》节目是“公众的看护犬”。在他关于这个节目的书中，休特回忆说，“我越来越相信需要一种新型的新闻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的报道、国家广播公司白皮书和荚国广播公司的特别关注是公司的呼声，并且我相信大众对有关公司的报道感兴趣的程度超过了对公司信息感兴趣的程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常推出的报道，提高了它作为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公众支持度和信任度，比如：保险公司的管理者利用过高保费占穷人的便宜；公司不负责任地倾倒废物污染了河流和农场；外科医生施行不必要的外科手术，从中牟利。
这个节目在揭露丑闻方面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麦克，华莱士的雄心和创新。华莱士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个节目，并对《60分钟》节目形象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报道总是难以对付，有时富有戏剧性，并且一般在媒体中被称为“对峙的新闻业”。华莱士在广播圈中和在联60分钟》的听众中享有能使最精明的公司管理者和从政者崩溃的美誉。
但是这个节目并不是完美的。休特承认他在《60分钟》中曾犯过一些错误，其中最受注意的是关于伊利诺斯电力公司的报道。1979年11月，《60分钟》节目播报了一篇在伊利诺斯州克林顿的一家核电厂的成本超支的报道，报道有些失实。伊利诺斯电力公司没有成为《60分钟》节目的牺牲品，而制作了有关这个节目的录像带，将该报道描绘成反商业和反核的形象。休特承认这家公司的反击战发挥了作用。
阿伦·马瑞尼斯被指派去做库尔斯公司的报道。他的《60分钟》节目报道特色是一些与大公司的重大冲突。 当得知《60分钟净在旧金山的节目制作人的研究报告说，他们怀疑库尔斯公司有问题，马瑞尼斯对关于库尔斯公司的长期争论格外警觉。这个研究小组告诉马瑞尼斯，劳联—产联称库尔斯公司为“法西斯组织”，这听起来像一篇报道的好材料。
马瑞尼斯首先到加利福尼亚会见了戴维·斯蒂克勒。“我们要着手制作一篇报道库尔斯存在法西斯主义问题的报道，”马瑞尼斯回忆他与斯蒂克勒的谈话，“如果是事实，我们将会报道。”马瑞尼斯希望斯蒂克勒提供给他关于联合抵制的尽可能多的信息，并希望报道的角度集中于经历过库尔斯的不公平待遇的人的事例。
1982年4月
马瑞尼斯的电话内容使雪莉·理查德忽然觉得，所有的来自于戴维，斯蒂克勒、劳联—产联和联合抵制的压力突然加强了。雪莉·理查德在过去的一年里一直努力，试图把公众注意力从联合抵制上移开，但现在看来，她致力于树立良好公司形象的努力受到了挑战。考虑到接下来几个月的准备和面对公众将产生的潜在风险，她感到压力巨大。
雪莉·理查德对来自麦克·华莱士的威胁和电视新闻报道及它影响公众观点的力量有清楚的认识。她和公司其他的决策者一样，相信公司没有错，但公司没错这一点并不能保证《60分钟》节目准确报道公司的真实情况。麦克·华莱士自己说出了为什么被调查者害怕这个调查节目的原因。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华莱七说：“你们(电视网络)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雪莉·理查德知道《60分钟》节目发迹于对大公司不公正对待雇员的报道。她不想让《60分钟》节目用对库尔斯的报道去提高节目的声誉，特别是她认为是组织起来的劳工制造了库尔斯的矛盾。 当她知道麦克·华莱士要制作有关库尔斯的节目后，雪莉·理查德明白公司将被放到辩护方的位置。
无论库尔斯是否合作，《60分钟》都要做这个报道。理查德不清楚接受麦克华莱士的采访对公司的利弊。另一方面，她也考虑公司能以某种方式采取攻势，使报道最终变成库尔斯对联合抵制进行解释的机会。
理查德显然受到了一支雄心勃勃的新闻队伍的挑战，并且她不能确信是否会得到保守的库尔斯兄弟的合作。即使她能使他们相信开放门户足上策，公司的管理者能够提出有力地支持库尔斯的证据吗?广大的啤酒消费者会收看到这一全国性的播报；理查德知道《60分钟》的报道要么会创造库尔斯未未的成功，要么会使它未来的成功成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