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一个经济体没有企业家的参与，那这样的经济一定是荒唐可笑的。但是企业家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好公民。
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拥有道德高尚的智慧的主流人群，他们能够用道德力量自我约束和教化他人，用智慧来提高并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能够随时应对各种竞争和变局。在谈及中国企业CEO的时候，首先要思考的就是企业CEO的道德。中国社会的道德不稳首先体现为企业家的道德不稳。而这种道德不稳的根源在于没有现代经济的启蒙过程。
万通地产董事局主席冯仑说：“在中国，钱永远不如道德更有力量，因为挣钱也就几十年，道德伦理则存续了几千年。”他用一贯调侃的语气写道：“在欧洲，一个有钱的家族300年后还在。第一代干的坏事，第二代改一点，第三代改一点，最后都变成社会的道德楷模了。中国的有钱家基本没有到第二代就完了，而第一代人从无到有在道德上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在一些中国人的记忆中，有钱人在道德上都是有问题的。”中国的企业CEO不好当，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不待见有钱人的观念，认为为富不仁，所有财富均是转移和豪夺而来的，而不是创造出来的。中国人觉得创业其实就是一种金钱游戏，就是将别人的钱想方设法弄到自己的口袋里。在中国的一般民众当中，现代经济学的知识非常缺乏，如果人们觉得经济活动必然充斥着各种尔虞我诈的计谋，诚信就会被摆在一边。这样即使取得了经济增长，也不能给人带来幸福感。
中国当代的企业CEO的肩膀上就担着非常复杂的使命，他们需要在观念上启蒙一个民族，这种现代经济观念的启蒙，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作为中国企业教父角色的柳传志也哀叹，我们的文化不容纳企业家。因为不容纳企业家，所以就没有对私权观念的尊重，没有对私权的尊重，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就不可能真正解放。所以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不断承认私权的思想转变过程。
也许在中国大地上，就经济发展和创造而言，确实需要一个长期的启蒙过程，这个启蒙过程带动我们的文明由农业文明向真正的商业文明转变。
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是以几百年前的文艺复兴为起点的，几百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现代工商业在观念解放以后发展起来，原始资本主义充满了尔虞我诈的罪恶，但是兴起的公民社会不允许这种罪恶的经济形式主导经济发展，于是在认识人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与研究经济制度设置的过程中，建立了巍峨的经济学大厦。现代经济学向我们解释了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德鲁克说：“企业不仅仅是企业，它们也是民主化的动力。”企业家阶层因为需要自由发展的权力，才抄起家伙推翻了封建城堡。所以企业家阶层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开始制定法律和进行相应的制度设置，保障公民自由发展的权力。因为他们觉得每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是天经地义的。
在当代中国，改革以后，企业家群体在草莽之中慢慢发展起来。有些传统的企业走了传统敛财的老路，他们靠着坑蒙拐骗起家，不认为天下的财富是创造出来的，带着这样的观念去创富，是不可能成长为企业CEO的。
中国的企业CEO群体也在扩大，他们用自己的商业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心目中理想社会的目标。在自己不能够改造社会的时候，他们就从自己的企业做起，尊重人，尊重人们的生活方式，为员工带来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而这些企业CEO所做的努力汇总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时代的潮流。
中国企业CEO和一些发达经济体的企业CEO相比，他们具备了更加深沉稳重的个性特点。中国的企业CEO是敢于担当的，比如万科董事长王石，他就是一个向外界展示自己生活方式的人，他要告诉自己的员工和其他民众，你们也有权力过一种有价值有尊严的生活，然后激励更多的人成为新一代的商界CEO。我们认为这就是担当，展示企业家真实的自己，创造财富，和团队分享财富，不仅仅一个人发展，也带动了整个企业员工观念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亚洲投资论坛董事、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曾说：“一个具有优良财富品质的富豪（企业CEO），应该是社会的财富形象大使，是一个奋斗和成功的楷模，是一个富有责任感、勇敢承担社会道义的精英。”
在大哲学家康德的墓碑上，刻着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企业CEO的个性特征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从一个创业者成长为商界的楷模，其间自己的个性一直在变化，心态变了，价值观变了，有了信仰和敬畏。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取得可持续的成功，才能用自己的行动和价值观来引导员工和大众走一条和社会和谐共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