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做事是有原则的，他所思考的东西是普世的，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商业伦理对企业CEO个性的塑造是无法替代的。传统的企业领导不太讲究整个系统的平衡，主要的精力就在于思考如何发展，并攫取最大化的利润，为了这个利润可以抛弃原则。这些领导者往往不是致力于顾客价值的创造，而是主要思考如何实现财富的转移。
企业CEO须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何为正确的事情，就是不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长久的利益。实际上我们看似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有道德的行动，不过是企业CEO为了平衡企业长久的利益，而在当下做了有益于顾客，有益于社会的行动。
其实，中国企业领导者的思维方式与现代企业经营思维之间还有代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华文明事实上是一个根基深厚的农业文明，这200年来，在一步步向工业文明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的转变。
很多人都以为新社会的核心是法律和规范，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却是伦理。有时候法律和规范可以绕过去，但是伦理却是绕不过去的。因为那是一种信仰，是根植于人们内心的东西。商业伦理要求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流淌“道德的血液”，真正成熟的商业社会需要人们在骨子里对契约的敬畏。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伦理。
伦理不仅包含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深刻地蕴涵着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深刻道理。站在不同伦理立场上的讨论往往会变成鸡同鸭讲。
马云演讲，讲的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力量，对于任何不诚信的行为，他都深恶痛绝，他要将这样的企业价值观灌输给每一个员工，同时也传播给在淘宝平台上交易的每一个网商和买家，最终成为融入阿里巴巴的血液的商业伦理，商业伦理就是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而不仅仅是几个纸面上的文化符号。
亚当·斯密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市场的效率来自于分工。分工的扩展和深化，是现代商业社会高效率地创造财富的秘密所在。人们今天经常谈论的全球化，也就是分工在全球范围展开。这当然会大幅度地提高财富创造的效率。
分工不断深化的现代商业，也可能让企业变得不负责任。分工的深化经常意味着同一家厂商的产品的投放范围极大，这也就意味着，假如一种产品出现了问题，它的影响必然十分广泛，甚至可能是全球性的。至关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中，生产、交易活动脱离了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束缚。生产者与消费者完全分离，相互成为遥远的陌生人。
和陌生人做交易，控制市场风险，保障交易安全，需要同时做两个工作：健全监管，完善法律；必须重建道德和伦理秩序。这就是温总理在谈到《国富论》的时候还让大家一定要读《道德情操论》的缘由。
笔者觉得，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相互陌生的人所构成的陌生人社会，陌生人才是造成或者增加现代社会的疏离与冷漠、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真正根源。电子商务其实就是为“陌生人社会”到来制定一系列的规范。阿里巴巴的信用评价系统会让网商在一单交易的欺诈行为变得成本高昂。任何一笔交易记录最终都会存储在服务器中，以备日后追查。在信息社会以前，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支付宝这样的金融服务加上自己的信用评价系统，可以让网商最大限度上为了维护自己的信用，在制度基础之上促进社会信任，这是阿里巴巴重要的社会贡献，使得陌生人之间的直接交易成本变得如此之低，监管成本变得如此之低。
对网络交易进行全程的监控，这只有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时才能办到。这比工业时代讲求自身道德情操的伦理制约更加有效。相互陌生的人与人之间，建构和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其实从商人第一次穿越丝绸之路就一直是一个梦想，那就是买卖双方的交易保障系统的建设。这样的成本太高了，以前的交易过程根本无法做到，农业时代才留下了“无商不奸”的认识。因为他们欺骗陌生人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注重“礼尚往来”，有时甚至是礼大于法，这可能也是“熟人社会”盛行的原因之一。在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毫无疑问，这种“关系社会”的行为模式已经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系社会和熟人社会弱化了“法制”的功能，以“关系”代替“契约”，“熟人”的“情感”代替了法律的威严，很容易使得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人情”中发生倾斜。以“人情”代替“竞争”，淡化了“竞争”的激励，将亲情、交情、友情这种温情脉脉的手段移植到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中来，导致经济管理中丧失了“利润”的冲动，社会管理丧失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励，这会影响正式组织的功能。更为严重的是，它还可能引发社会腐败、寻租行为的泛滥，导致整个社会风气败坏。因此，“熟人社会”“人情社会”和“关系社会”的过分发育，是对法制社会的腐蚀、市场经济的摧残、和谐社会的瓦解。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依靠的伦理规范是：某村某人做了一件坏事，在熟人圈子里会记住他三辈子。这也是提高交易欺诈成本的一种方式。这种农业时代的约束机制，对“陌生人社会”来说，已经不适用了。先做朋友后做生意是那个时代的交易哲学，要发展先要拓展和积累人脉圈子，这是农业时代的成功哲学。这些观念是没有错的，但是一个人、一个族群如果都专注于人本身的话，又有多少精力来从事价值创造。所以，熟人社会其实是一种培养“人精”的机制，相反，专注于事情倒成了“奇技淫巧”。
农业文明时代的伦理，是留给我们社会变革的最大的绊脚石。中国社会要做彻底的社会伦理的塑造，首先要瓦解现在的“关系社会”和“熟人社会”。企业领导者作为社会一分子，不能不受到传统价值伦理的影响。企业CEO采用的是商业文明的思考模式，那就是：你必须对远在万里之外的陌生顾客负责，在制造和交付产品、服务的过程中，不要去欺骗他们，为他们创造真正的价值。如果一个企业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这个企业就是一个现代企业。
一个伟大的企业CEO肯定有他的社会理想，而正是因为这样的理想，让他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