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市场不规范、官场不干净，房地产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赌场”。企业界暴利冲动的热情高涨，资本豪赌之风劲吹，一夜暴富思维盛行。大家普遍笃信“大赌大赢”，鼓吹做企业需要赌的精神、赢的激情。而且有不少人将其付诸实践，以期一“赌”翻身，破茧成蝶。没有挤入这个市场的，千方百计借钱找关系也要进来；进入这个市场的，没有一个不想上市圈“不用还”的钱；已经圈了钱的，没有一个不想圈更多的钱。其赌注之大、赌徒之多、影响之深，绝非其他赌场可以望其项背。
许多房地产老板本性好赌，甚至嗜赌如命，加上房地产投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赌博性质——投资一个大项目本身就是一场豪赌。中国的老板对暴利的追求欲望，可能远远超过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老板。透过每年胡润富豪榜排名中房地产老板起起落落的游戏，我们不难发现进入赌场的人都培养出了一颗“赌徒的心”——赢了，想赢得更多；输了，拼命地想翻本。
作为资源整合型企业，房地产企业无时无刻不在和政府、银行、建筑队、客户、税务局等打交道。所以，房地产老板要想赌赢，就必须花全部心思去赌官场、赌银行、赌市场。
房地产老板最爱说土地储备，拿地是他们关心的第一要素，要拿地就得赌官场。
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管理通常很不规范，基本是几个市长、书记说了算。这些城市政务通常不公开、不透明，没有起码的行业规范，完全凭着“一把手”的爱好行事。有的市长喜欢中式产品，有的局长喜欢红色的外立面，对于政府的每项要求，开发商都必须照办。有些官员还故意使绊子，即使开发商符合条件，也不会痛痛快快给他们办。
多数中小城市的房地产老板发迹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大能耐，而是靠政府关系。这就和行贿扯上了关系。
一般来讲，房地产老板赌钱有“小赌”与“大赌”之分。小赌主要是为疏通政府关系而参与的赌局，即便是小赌，赌资也比平头百姓的赌博大得多。从这个角度讲，房地产老板眼里的小赌其实就是大赌。
房地产老板的小赌基本是只输不赢，说白了就是变相给领导干部献礼。为什么官员赌博总是能赢钱?是他们牌技高吗?非也。重庆市渝北区原副区长贪污腐败案就是很好的例子。
媒体报道，重庆市渝北区原副区长、重庆科技产业开发区原管理委员会主任刘信勇，被群众戏称为“赌王”，他在赌桌上一次输赢三四十万元是家常便饭。刘信勇常强迫许多房地产老板前往赌场赌博，大多数人都“故意”输钱给他。刘信勇从中获利200余万元。
房地产老板赌博由小到大，赌性大发是在小赌的基础上逐渐膨胀起来的。老板小赌成瘾之后，便相约政府高官去澳门、拉斯维加斯等高级赌场豪赌，怀揣以前“只输不赢”的经验，基本应了那句“十赌九输”的俚语。
赌官场的用处大了去了，只要有人“保驾护航”，就没有搞不定的事情。老板在这些官员身上投入“赌资”以后，就等于为今后拿地建立了可靠的“内线”，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教他们怎么通过招拍挂的合法手续，名正言顺地把地拍到自己的名下。但每亩动辄上百万元的土地出让金，使老板几乎没可能按照有关要求按时缴纳。这些官员就会动用利益同盟者和开发商合作违背法律法规，获得本来属于公众所有的土地权益。当然，土地拿下以后，这些官员们要么按照事前的约定拿走自己的所得，要么从此把自己大大小小花的钱拿来“报销”。
如果钱不够花了，这些官员会帮老板和税务局官员拉上关系，偷逃企业所得税。所谓房地产开发利润率偏低的说法，客观上是在帮着开发商骗税务局。在有的地方，经济适用房成了少交税的保护伞，满街都是经济适用房，倒少见几处商品房了。从各地天天不断的老板和税务局万元一桌的宴席上，我们闻到的除了散不尽的山珍海味，还有浓重刺鼻的铜臭味。
东莞一个靠借来的10万元钱行贿起家的房地产老板，赚了钱就去不断拓展官场上的人脉资源，不久便在省、市、区三级政府里都培植了一批铁杆的官员朋友。平时他看中了哪块地，什么手续也不办就开工建设，反正那帮政府官员事后可以帮他把各种手续搞定。
有一次，他相中了一片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便照样不办任何手续，就开始建造几百幢高级别墅。由于投入资金缺口大，没有合法手续在银行贷不了款，他就先央求区领导出面协调，没想到卡了壳，正好碰到国家开始限制别墅用地和银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他又找市领导协调，市领导说自己也没权批这么大的地，让他找省领导疏通。省领导因为知道这件事早已经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担心自己被卷进去，充当违规批地的典型，所以也一直不敢插手协调。最终，这个投资几亿元的项目成了烂尾楼。
一位常年在珠三角、湖北、四川、云南等省区从事房地产运作项目的投资商，向《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了“项目运作”囤地的个中奥秘：“今日不同往日，要能够把项目运作下来，就要舍得下本钱，学会‘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地方政府打交道。2亿～3亿元的项目下来，尽管从长远看能够纯赚2亿～3亿元，但前期投入就会超过几千万元，加上前前后后给领导送的礼物、红包，肯定要超过1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