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然地认为《组织》是一本有关组织的书，那是一种误读；作者詹姆斯•马奇和赫伯特•西蒙再三强调，“本书的核心概念自始至终不是等级制而是决策，是组织内部指导和支持决策过程并为其提供资料的信息流。”决策是什么、何时做决策和谁来做决策，不难发现，“决策是如何产生的”仍然是《组织》所关心的问题。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两位作者之前的几本书，如詹姆斯•马奇的《决策是如何产生的》和赫伯特•西蒙的《经济学和行为科学中的决策理论》、《管理决策的新科学》等。这些著述都探讨了理性主体面对复杂环境如何进行决策的过程，且都无一例外地运用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行为学的知识。尽管角度、程度略有不同，但马奇和西蒙却不约而同地认可这样一个观点：理性的决策是不存在的。尽管人们一再思考、设计、预测，但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主观或客观的），导致其理性也是“有限的”，因此，人的行为并不总是像理性观点假设的那样是可以被预计的。至此，无论是马奇还是西蒙，对于决策似乎已说得相当清楚，然而这就意味着，两个人合写的《组织》试图对决策做进一步的明确是否还有必要？如果有，它又会是什么呢？令马奇和西蒙意犹未尽、卷土重来的动机又是什么？
《组织》开篇，马奇和西蒙就迫切地提出“组织作为社会机构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组织重要是因为人们在组织中度过大半人生。大多数成年人口把睡眠以外的1/3以上的时间用于雇用他们的组织，儿童几乎把同样多的时间用于学校组织。同样，无数其他组织占据了儿童和成年人的大部分闲暇时间，而且大多是自愿的。于是这对专注于解释人类行为的两位大师来说，自然不会放过对组织中的人们是如何决策这一问题的研究。换言之，他们将着重探究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组织是如何影响个体的，以及个体如何应对这些影响。
为此，他们提出三个假设。第一，组织成员（特别是雇员）天生是消极被动的工具，能够完成工作和接受指示，但不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主动行动和施加影响。第二，组织成员的态度、价值观念和目标影响组织；只有受到激励或诱导他们才会参与组织行为系统；他们的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不完全一致；实际的或潜在的目标冲突使权力现象、态度和士气成为解释组织行为的关键因素。第三，组织成员是决策者和问题解决者，感知和思考过程也是解释组织行为的关键。
在两位作者看来，这三组命题的假设并不矛盾，人具有全部三项假设，但不是任何论述组织理论的著作都接受这一观点，学者们的关注点明显不同。例如，在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中他倾向于把人当作工具，而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强调态度与动机，经济学家、研究计划的学者、研究组织沟通与问题解决的心理学家则强调理性。此外，马奇和西蒙还认为，论述组织行为的理论应该是考虑到组织中人的行为的工具性、考虑到人的动机与态度、考虑到人的理性限制的整体理论。但由于人和组织有限的理性，因此，其决策并不必然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马奇和西蒙的总结延续了他们之前的论调，归纳一下，无外乎有限的理性、局限的决策。组织中的人，不管是普通员工还是企业领导，常常会被误导或缺乏必要信息，无法准确地预计和分析其行为后果。哪怕他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稳定的，但面对具体情境时也很容易变得含糊、不协调、以及变化不定的。所以，当面对一度在组织经济理论中占优势且广泛流行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组织行为是对外部环境的即时和独特适应；决策仅仅取决于限制，因此不用考虑决策过程的任何特征），他们选择作出强有力的回应。他们指出，决策后果不仅决定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组织和决策过程。有限理性引入大量不确定性而存在多种平衡；但不管怎样，平衡的时间相对环境变化相当缓慢。外部环境实际上不是外在的而是（部分）由组织及其决策产生的。这些不确定的行为因素使组织决策不可能仅仅根据对“客观”限制的了解做出预计。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的出现是为了对肯定决策结果而否认决策过程重要性的传统观点的“反对”。
由于马奇和西蒙之前对“决策”有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因此表现在《组织》上的是大量的文献综述、丰富的模型构建和清晰的思维逻辑。当然，这不是一本好读的书，较强的学术性使得它偏重于理性演绎，而非故事叙述（后者是一般商业畅销书的惯用叙事手法），因此，读起来多少有些艰涩。但不可否认，这的确是一本好书，在组织行为和决策理论领域，《组织》的地位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