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汉迪在写作《思想者：查尔斯·汉迪自传》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他后来所写的很多作品，都极大地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同样研究组织和领导力，汉迪喜欢着眼于不确定的未来、变化的工作形态以及个人的终极意义。因此，”在新的世界中，哲学(或对事物意义的探索)便成为驱动经济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起更大的责任，没有任何组织能安排我们的一生，这一趋势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清理人生的优先顺序。”汉迪说，”在这种环境趋势下，将使每个人都变成哲学家。”
哲学家的使命在于追问意义，寻思价值。特别是在这个动荡、剧烈变化的年代，我们身处的社会所遭遇的许多事情，远比我们所预期的要重大得多，而且很多令人困惑与苦恼。就像汉迪在《觉醒的年代》(又译为《空雨衣》)中罗列的种种”悖论”-我们知道的越多，反倒越迷惑；技术能力越强，反而越无力；我们虽拥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世界上某些地区的人们相互杀戮；我们虽粮食生产过剩，却无法喂养饿殍；我们虽然能解开银河的奥秘，却解不开自己的家庭难题。悖论既然解决不了，又无法回避，于是我们只能想方设法使悖论变得有意义，并善加利用以建立更美好的未来。基于此，如果一个人活得有意义，那比什么都来得重要。然而，事实是怎么样呢？汉迪不无怅然地感叹道：”人生总在看似该失败之处成功。命运是个悖论，捉弄我们的同时也安慰我们。”
汉迪把当下人们遇到的悖论比喻为”空雨衣”。这来源于他的一次偶然所得。有一次，汉迪在明尼阿波利斯露天雕塑公园看到的一尊名为”无言”(Without Words)的雕塑。这座雕塑的主体是一件笔直挺立的青铜雨衣，里头空无一物。汉迪突然想到，这象征了身陷文明的森林，没有方向，彷徨无助，不知未来在哪里的现代人。这时，汉迪明显感到，人生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充当某部大机器的齿轮，终日疾转，不知目标所在。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眼前的挑战，应该是如何去管理现实中的悖论，以及如何将空雨衣填满。
针对呈胶着状态的悖论生活，汉迪在《觉醒的年代》中提出了一些方法、理念，以指明未来的路边。像S型曲线、甜甜圈原理、中国式契约、双重公民身份、权力补贴、超越利润、自雇工作者、三叶草组织等。这些观点后来都成为了影响世界的核心观念，而汉迪也借此一举成为世界级的管理大师，与彼得·德鲁克一起被誉为大西洋两岸的管理翘楚。
汉迪说，写作《觉醒的年代》是为了能帮助读者在这混乱的时代里找到出路，这与他早先的那本《个人与组织的未来》保持了同一主题。在《个人与组织的未来》中，汉迪指出，工作方式正在发生剧变，组织一方面会变大，但同时也会变小；会变得更扁平、更有弹性，但也会更分散；个人的工作形态会趋于扁平、更有弹性；生活不再按照既定路线继续前进，将日趋非理性；人们必须主动促使事情发生，而非被动等待。”我们无需再等待未来，反而可以塑造未来。”汉迪在《个人与组织的未来》中，用26篇短文讨论了不确定年代的个人定位、组织蓝图与未来趋势，并提出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建议。
不过，汉迪后来也觉得他可能过于乐观了。他在《觉醒的年代》中序言中，承认了这一点：”……大体说来，我当时是抱持乐观的态度。从出书(指《个人与组织的未来》)到现在，社会的工作形态的确按照书中所描述的方向发生剧变。我原应对自己正确的预测感到骄傲才对，但却无此感受。因为，太多的组织与个人因剧变而手足无措。对许多人而言，人生是一场挣扎，是一个迷惑。”从《个人与组织的未来》中的”不确定”到《觉醒的年代》的”觉醒”，这实质上暗示了汉迪在认识上的转变。”
回首过往，我发现原来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中，有那么多是来自于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而非正规的学习课程。但是要想从中学到东西，仅仅经历过这些事情还不够，还必须要对自己的经历加以思考。”汉迪的转变在于相对于理性建构，他更推崇经验主义。于是，在汉迪看来，管理除了是科学，还是一门艺术，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汉迪作为管理界的哲学家，他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追寻人生意义，也是大卫·休谟式的经验主义。对于这一点，《思想者：查尔斯·汉迪自传》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更为清晰的查尔斯·汉迪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