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54年11月6日，德鲁克“发明”了管理。他的时机抓得很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管理热潮”正开始升温，然而当时市面上却没有任何一本谈管理的书籍。没有一本书能够向经理人解释什么是管理，也没有任何一本书像20世纪其他重大的社会创新一样，能够将管理建构出一套系统的学问（更别提是“学科”了）。
当时，德鲁克已经完成了《公司的概念》、《管理的实践》，《成果管理》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差不多也开始酝酿。对那个时候的美国工商界来说，《管理的实践》的出版简直是一个历史新纪元的开启，重要的是，它使一大部分读者在接受德鲁克宣扬的观念之余，还重新获得一种信仰。《商业周刊》也不吝惜地给予高度评价：“很少有人以经理人从事的工作为主题提出书面论述……如今身为老师及顾问的德鲁克，却以《管理的实践》将这个领域一网打尽了。就像艺术与科学领域的许多先驱者，他们后面一定会有更多的跟随者。但现在看起来，这本书无疑是这一领域最杰出的一部，而且这样的地位势将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德鲁克弥补了他当年无管理书可读的遗憾，满足了一部分人有管理书好读的需求，从“曾经帮助过一些人实现了他们的目标”的人生观来看（2002年，在接受《Business2.0》采访时，德鲁克如是说），德鲁克已然是心想事成、功德圆满了。
有一次接受采访，德鲁克说道：“《管理的实践》上市后，人们能就可能从这本书中学习如何管理。在这之前，似乎只有极少数天才懂得管理，其他人却复制不来。于是，我决定写一本有关这个领域的书，让它成为一门学问。”记者接着问：“那么，其中的内容应该不是你发明的吧？”德鲁克笑着答：“大部分是的。”他接着补充道：“听着，如果你不了解某件事，就不可能复制它。那么，我们就不能说某件事被发明了，而只能说大家一直在做这件事。”从这个角度看，德鲁克确实发明了管理，而这也正是《管理的实践》最需要被后人记住的一点。
《管理：使命、责任、实务》的出版是《管理的实践》之后二十年的事了。因为《成果管理》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也已相继问世，再加上更早之前的《公司的概念》、《管理的实践》，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已经成形，所以《管理：使命、责任、实务》可以说是对几十年管理经验、体会与思考的结晶，也是他对自己以前的相关论著的总结、梳理、概括和升华。德鲁克自己也承认：“从各方面来看本书虽然是一本新书，但是自然也发展了我在以前各著作中的思想。而且，只要合适，我也毫不迟疑地引用我以前的著作。”因此，熟悉德鲁克著作及观点的人对书中的很多内容是似曾相识的。德鲁克从“管理热潮”向“管理绩效”的转变入手，围绕经营绩效、富有效率的工作和有所成就的员工、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管理者的工作、管理技能与组织管理、高层管理者的任务与组织、战略与结构等方面，系统地探讨和揭示了企业使命、企业责任、员工责任、员工资产、知识工作者、目标管理、管理分权、组织设计、规模、多元化、多国公司、成长和创新型组织等方面的问题。这些论题都在之前的著作有提及，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中则更系统、深入地予以阐述。同时，为了使容纳那么多新论的著述不显得凌乱、繁杂，德鲁克把系统的管理学从三个维度进行建构。正如书名所写的——“使命”、“责任”、“实务”。在德鲁克看来，管理的本质就是一种使命、责任和实务。
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一项崇高的使命，它能让组织实践成效，达成经济绩效的目的，而且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力和承担社会责任。管理是一种责任。德鲁克把责任分为内在责任与外在责任两种。内在责任指的是“承诺”，即对自己所选择的绩效目标，做出最大的贡献，以实践自己的承诺。而外在责任是对整体的绩效负责。惟有能承担这两种责任的工作者，才是真正的“自由人”。最后，管理也是一种实务，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做”，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若要使一群平凡人做出不平凡的事，也惟有通过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才可能实现。因此，就本质而言，管理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德鲁克也不止一次地说道：“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惟一权威就是成就。”
从德鲁克一贯的思想结构来看，《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回答了早期一本著作《工业人的未来》提出的问题：在大企业的所有人没有、也不能经营公司的时代，管理权威的正当性从何而来？“当社会普遍接受某个权力，普遍认定它符合某种道德规范或形而上的原则时，该权力即具备了正当性。”这是《工业人的未来》里的回答。然而在现代企业组织中，“任何人无法赋予经理人权力，经理人的权力来自他自己。”所谓欠缺正当性的权力，正是“那些未被发现、未被认同、未受抑制及不负责任的权力”。德鲁克说，在战后的工业社会，一般人均认可大企业是社会的中枢机制，可是当社会发生质疑这种权力是否正当的危机时，情况已整个改观。唯有当新社会开始正常运作时，此一危机才会终结。
可喜的是，就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的结尾，德鲁克宣称这个危机已经解除了。他借用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私恶可以创造公益’，成为一个世纪后资本主义的崛起”的这句名言，展开论述道，要让资本主义变成人类可以接受的制度，基本前提是建立一套道德原则，而曼德维尔的逻辑在经济上可行，在道德上却行不通，换言之，要让管理人在组织里获得正当性，必须从道德上着手。“这套道德原则只有一个。它就是组织的目的，也有管理权威的基石——发挥人类最大的潜能。”德鲁克建议，在重建正当性的过程中，人们应该以“私力可以创造公益”取代“私恶可以创造公益”，作为新的社会格言。据此，德鲁克为经理人行使管理权找到了稳妥的道德基础。
德鲁克曾发誓不随便做任何预测，但是他常常会忘记自己立下的誓言。就像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的绪论部分，德鲁克又忍不住为管理的未来信誓旦旦。他说：“在当今的发达社会里，就算没有贵族、大地主，甚至是没有资本家和企业界大亨，也离不开大型机构中管理者的领导。社会要依靠这些管理者的知识、愿景和责任心。可以说，这个社会里，一切都以管理——它的使命、责任和实务——为中心：管理既是必需品，又是重要贡献，而且也是研究和知识的主题。”基于这样的自信，德鲁克在其巅峰状态之时创作出巨著《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方面是对早年他应允经理人的会将所有经理人用来强化绩效的“一切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的诺言实现，另一方面，也是德鲁克对自己毕生事业——管理的一次敬礼之作。从这个角度看，德鲁克不仅发明了管理，而且还使管理达到了一种高度。德鲁克说要使人们的生活有所不同，并以此为人生奋斗的目标，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