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天生数字化」（Born Digital）之后，「天生全球化」（Born Global）已成新趋势。透过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地方新创企业也能放眼全球，因此已经有愈来愈多这种天生全球化的新创企业。过去那种「两个家伙在硅谷车库里」的创业故事，已经变成各种跨国合作，可能是「两个家伙在旧金山诺谷（Noe Valley）的车库，三个女性程序设计师在印度普那（Pune）的办公园区，还有一个未定性别的技师，在南京操作着3D列印机群。」
换句话说，现在的创新者已经不再需要「走向」全球，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具备全球性。现在不只是将创新外包给低成本的供应商，而是在全球的同侪及合伙人之间运作。有愈来愈多的创业者，想到值得发展的点子之后，对于寻求来自海外的人才及资金，就像是寻求国内的人才和资金一样自然。如果在爱沙尼亚就有一群才华洋溢的程序设计师，又何必找上美国科技重镇罗利-德罕（Raleigh-Durham）那些自视甚高但动机低落的自由业程序设计师呢？
这种全球化的现象，本身也是全球化得令人讶异：以柏林和北京的新创景象为例，看起来和波士顿或湾区的国际化程度殊无二致。根据一项全面的2015全球研究调查显示，「生态系统已经互相连结得更为紧密，而新创团队也变得更加国际化。」
如果把数据看得更仔细，会发现虽然还不能下定论，但确实是大势所趋：在所调查的前20大创新生态系统中，新创企业平均外国员工比例为29%。但在硅谷，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45%。
在全球这前20大创新生态系统中，新创公司在原生态系统之外创立分公司、或是直接搬到另一个生态系统中的情形，从2012到2014年，足足上涨超过8.4倍（！）。
就算硅谷、柏林、剑桥和班加罗尔等地在创业上也是充满活力，但它们的营运也愈来愈全球化。重点在于，创新者（和其投资人）现在也会担心，如果不一开始就走向全球化，会不会才开始就输人一截？
以Kaggle、InnoCentive等等全球比赛为例，都是要找出全球人才、解决棘手难题。这些比赛的赢家一般都来自世界各地。现在有了谷歌、LinkedIn、脸书、推特、Skype和Slack，创业者可以更快、更简单也更便宜地处理专案、打造原型。过去可能要花上6个月、10万美元才能开发出来的「概念验证」，现在可能只要两周、几千美元，就能在全球完成实作、调整及实地实验。
「天生全球化」选项的即时优点，已逐渐超越其成本考量。这对智财权律师来说，是否会忧心忡忡？是没错。但对许多创新者来说，速度和灵活，要比专利软体开发和专利申请这些事来得重要多了。
两年前，有一家印度数据科学新创公司找上我，希望我雇用他们来协助我的学术研究。虽然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但当时我并不需要他们提供的服务。但等他们继续坚持，而且还带着新的运算技术能力回来，我就无法抗拒了。我观察道：「我在学术上是用不到你们，但如果你们真的做得到这件事，我倒是想雇用你们，来开发一项我已经想了很久的新产品。」
这家公司的共同创立人对这个概念一点就通，很快地，就有该公司顶尖的一位软体工程师来我家睡沙发睡了一星期，与我合作开发出了原型的样貌。我们每个晚上都会将作品交至总公司，而原型服务则是在印度和美国的大学进行测试。
最后，这项专案并未成功（但仍然是个绝佳的点子！），但这对那家公司却有深远的影响，而且我现在也是该公司的顾问。
最大的重点在于，像这种非正式的国际即兴创新活动，要说是例外，不如说是预设想法有所不同。就像是我一定要先做完整的文献调查，才会开始做某项实验、写某篇文章；在今天，我也一定该先调查全球可能的合作者，才会开始打造某个新创概念的原型。
确确实实，现在创新者的GQ（Globality Quotient，全球化商数）如何，已经成了标准的市场测试项目。不论要做的是医疗设备、新材料或是新的应用程序，我都会请创新团队的领导人描述一下自己在人才、资源及测试上，全球化的程度是如何。也几乎无一例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者，都反映出、也尊重这种「天生全球化」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