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的土地，6.3％的人口，24％多的产值，各位，我们说的正是长三角地区。从明至今的中国版图上，长三角一直居于经济领先的地位。这里，曾是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区域，是开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祥地，更是中国未来资本运营和经济革命最具活力的试验场。可以这么说，长三角地区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明天，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经济格局，或是资本形态，长三角都是一个绝佳的示范样本。所以，它的推论是——要了解中国经济，必然要关注长三角地区。这一观点虽然有些独断，却也道出了事实。
回顾长三角的经济史，除了独特的地理位置、物产资源和文化传承外，它与晚清洋务运动和那段不堪回首屈辱史不无关系。在洋务运动早期，北洋政府着力发展军工业，特别是加强海军的战斗力，于是，它选择具有海港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自然在情理之中。同时，自明代已经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长三角地区已然是一块富庶之地，这块“福地”后来竟然成为了清廷与太平军必争的战略要地。在这样几个“机缘巧合”下，长三角理所当然地成了官僚资本最集中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那个令国人很长一段时间一蹶不振的《中英南京条约》，硬是把长三角地区开放为外贸中心，而随着长三角与海外的联系日益加强，由商业引发的连锁反应逐渐渗透到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至此，长三角又再一次位于当时中国的前列。
长三角的发展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福兮祸所依”。表面上看，长三角是最早受到鸦片战争侵略的地域，但间接地，它却促使了官僚资本和外来资本在这块区域的扎根、生长。商品贸易的发达，又使这一带的民间资本逐步兴盛起来。在当时，可能再也没有一块地区像长三角那样，官僚资本、外来资本和民间资本共融共存，这三个资本体系尽管有各自的走向和属性，却自觉或不自觉地造就了这一区繁荣的经济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三大资本体系被行政力量强行改造，通过各种方式被变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但不久，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起，这个历史上就有过强大经济活力和资本命脉的地区自然不甘落后、敢为人先。这个时候，它固有的开放视野和创新理念让它率先品尝到了改革开放、体制转型的果实。正是由于长三角的首战告捷，让中国的经济图景豁然开朗起来。（当然，珠三角的重要地位也不可小视，但限于篇幅，不作为本文讨论的要点）
面对这样一个长三角，我们还可以解读出很多意味深长的东西，例如，江浙沪三地的商业模式、各自的资本发展态势、不同政府的角色扮演、三地如何加强合作、产业结构如何优化等等。但是，这里却有一个更重要的命题——行政与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边界到底在何处？这也正是所谓的“长三角大悬念”。
这些悬念源于国内最领先的财经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系列策划。从2004年到2006年，这家媒体持续关注江浙沪三地的产业结构、经济模式和资本形态，尽管观察视角和报道角度各有侧重和不同，但它们都围绕“行政和市场的边界何在”这一追问展开。尽管写作者也承认：“我们仅是发掘了这个‘悬念’，并指出它有必要被继续实证下去。”换言之，他们只是发现了问题，阐述了问题，而并没有予以彻底地澄清和答疑。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议题：作为中国重要经济引擎的长三角，在过去创造了无数的辉煌，现在它又将如何奔向未来？对此，《长三角大悬念》将给出“未完待续”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