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问题
全球化是指全球各个国家和人民更加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全世界交通运输和通信成本显著降低，并且商品、服务、资本、知识和人力资源跨国界流动的人为障碍逐步瓦解，全球化也随之而来。近些年来，全球化问题以及全球化给各个国家、国家的公共和私人机构及各国国民带来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大量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近年来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明显地加快了，与此同时，人们正在热烈地讨论着它的益处。这场辩论非常复杂，因为即使那些赞成全球化的人也不能完全忽视它带来的痛苦(有时甚至是带给他们自己的)。相反的，即使最强烈的反对者也能够看到全球化如何以非常有形的方式使他们自己从中受益。
全球化的益处
全球化的正面影响是什么呢？开放的国际贸易已经帮助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未开放时的增长速度。出口驱动的增长是使得亚洲大部分人民更富裕的主要政策因素。全球化已经降低了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地方所感受到的孤立感，并且已经给予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学习知识的机会，这些知识已经远远超过了19世纪在任何国家中那些哪怕是最富裕的人们所能获得的知识量。外国援助是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尽管有很多缺陷，但还是使上百万。人从中受益，并且通常是以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的方式实现的。例如，菲律宾的游击队成员在放下武器之后，得到了由世界银行资助项目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灌溉项目已经使受益的农民们增加了一倍多的收入；教育项目已经把读写能力带到了农村地区。
全球化：每一个人都从中受益了吗？
然而，全球化的支持者混淆了手段和目标。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本身是一种进步，但是在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人看来，全球化的许多承诺只不过是一些回报期限无法确定的承诺。在转型过程中，全球化给对全球化没有决定权的一方带来了痛苦和困难。事实上，拥有决策权和没有决策权双方的差距正在日益扩大，这使得第三世界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处于赤贫之中，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数量实际上增加了将近1亿。与此同时，全世界的收入实际上每年平均增长2.5％。全球化在确保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方面也没有获得成功。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危机已经威胁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稳定。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并没有在俄罗斯和其他大多数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产生预期的结果。西方人承诺全球化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事实是，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自己设计的转型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在1990年中国的GDP(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俄罗斯的60％，但是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这一情况就颠倒过来了。
不管愿不愿意，西方国家正努力在许多国家推动全球化进程。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全球化的批评家们都指责西方国家的伪善面目。西方国家已经推动贫困国家消除贸易障碍，但是却要保持自己所设立的贸易壁垒。这阻止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农产晶，剥夺了它们极为需要的出口收入。这不仅伤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而且伤害了西方国家的消费者。知情的人和那些接近决策层的人的抗议被置之不理，特殊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压倒了一切。甚至在没有感觉到伪善的负罪感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控制了全球化的进程，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为代价确保它们获得不均衡的利益份额。下面列举了一些关于西方国家如何以全球化的名义使发展中国家更贫穷的证据：
- 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拒绝向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开放市场，同时却坚持要求这些国家向更加富裕的国家的商品开放市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继续对农业进行补贴，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难以与其竞争，而另一方面又坚持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对于工业产品的补贴。
- 对于贸易条件(各个国家对于它们生产和出口的产品所获得的价格)的研究表明：在1995年最后一个贸易协定之后，所有的贸易协定的净效应是降低世界上某些最贫困国家出口商品的价格而增加其进口商品的价格，结果使这些国家变得更加贫困。
- 西方银行从放松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资本控制方面获得利益，但是当涌向这些国家的投机性热钱突然回流时，这些地区就要遭受损失。贸易会谈可以加强全世界的知识产权保护。然而，创新激励的边际增加也意味着诸如巴西和印度之类的国家中的成千上万的病人被他们自己的政府宣判了死刑。因为在西方医药公司制定的价格上他们不可能买得起太多的药品。
- 当由西方国家发起但是由私人资本资助的项目失败时，发展中国家的贫苦人民仍然必须偿还贷款。因此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摩擦——当人们承受他们不理解且没有发言权的决策给他们带来的后果时，不满就产生了。逐渐的，随着人们意识到这种不满不只是一种个人的情感而是其他人所共有的感受时，它就会导致人们通过偶尔的抱怨和范围广泛的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而进行反抗。1999年在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大会以及2001年在热那亚及其他地方发生的抗议活动都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全球化的普遍益处受到了更加广泛的欢迎，可是全球化定义较为狭窄的经济方面以及制订这些规则的国际机构一直是争论的主题。
统治全球化的国际机构的作用
统治全球化的机构有三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此外还有一批其他机构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许多地区性银行和一大批联合国组织，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A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成立的，目的在于使各国协同努力为战后欧洲重建筹集资金，并且把整个世界从未来的经济萧条中拯救出来。世界银行被授予了前一个使命——为重建筹集资金，而确保全球经济稳定的任务被分配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其最初的理念中，因为有着稳定全球经济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在市场经常不能良好运行这样的一种认识之上。因此，它作为各国无计可施时的贷款人，以贷款形式向那些面临经济衰退的国家提供清偿手段，并施加压力使各国承担合理份额以维持全球总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需要采取全球层面上的集体行动来保持经济稳定。联合国在确保政治稳定方面为与此相同的目标服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公共机构，是用全世界纳税人所提供的资金建立起来的，可是它既不直接向为它融资的公民汇报，也不向那些生活受它影响的人们汇报，它是由世界各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的行长们由通过各国经济实力决定的有效投票权来实施控制的。拥有有效否决权的国家只有一个，即美国。
自从创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尽管它曾经建立在“市场运行经常很糟糕”的信念上，然而现在却以意识形态的热情来支持市场霸权。虽然它一度急于增加世界总需求(通过削减税率、增加政府支出和降低利率等手段)，如今却通过缩紧银根支持相反的事情。只有在各国采取削减赤字、提高税率或者提高利率这样的政策时，它才会提供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市场忠实信徒们以宗教的热情信任市场的能力(与市场的易犯错形成对比)。他们相信所有的市场都是完美的，所有的政府都是腐败的。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在每一个处于经济危机的国家推行财政紧缩政策、私营化和市场自由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消除那些目的在于稳定易变的货币流人和流出的规章制度)。结果，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根本不能适用于在财政危机的威胁下它们本应适合的各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历史以及经济方面的具体情况。
管理方面的教训
鉴于这些机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营方式，可以提出以下几点管理方面的启示：
- 管理者可能对于利益相关者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因为他们虽然会受到管理决策的影响，却对这些决策没有发言权。
- 组织的主导目标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发生细微的变化。这些细微变化的累积影响可能会产生与组织最初使命完全相反的结果。
- 组织的意识形态可能成为强有力的“束身衣”，将所有问题归为相同的类型，限制可以考虑到的解决方法的数量。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组织可以雇用非常精明的新员工，他们智力发达、才思敏捷，既可以快速地了解组织的意识形态，也可以置身于令人窒息的组织文化之外。对于持反对意见者和怀疑者不留任何余地。
- 一旦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了“束身衣”，就不再接纳新信息以实现变革。所有的结果，即使是最不和谐的结果，都会被合理化。它们或者被看作是正面的结果，或者被解释为偶尔出现的冲击或他人的错误。
- 通过鼓励辩论、开放与其他机构的对话以及使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等方法，管理者能够避免成为意识形态“束身衣”的受害者。根据问题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提供相适应的解决方案，随之而产生的氛围不仅可以增加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福利，而且能够恢复组织的信誉(因此确保了组织的生存和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