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2月19日，王佳芬被委以重任，出任上海牛奶公司（光明乳业的前身）总经理到2007年1月28日，王佳芬功成身退，卸任光明乳业总经理。差不多15年时间，王佳芬让当时上海牛奶公司这家国有企业脱胎换骨，不仅成为后来的全国性品牌公司，而且还成为行业的引领者和排头兵，“光明”也因此得以进入万千人家，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知名商标。这样的成绩，对任何一个职业经理人而言，都会是期待的、圆满的和幸福的结局。就像现在的王佳芬，她充分地享受着这份快乐和愉悦，因为她以她的努力、坚持、付出、超越做到了个人理想和抱负的实现，她在塑造着一个优秀公司崛起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我价值的体现。能明显地感觉到王佳芬由内而外流露出的自信和肯定，而且这种情绪很强烈。当一个人历经风雨终见彩虹，并曾极为出色地扮演了其所应该分饰的角色，那么这个人无疑是成功的、完美的——幸运的垂青，王佳芬恰恰就是那个人。
在王佳芬的回忆录《新鲜：我和光明15年》里，这份“幸运”被王佳芬以感恩的心情而道出。“我很幸运！我来时正赶上邓小平南巡时说‘这是上海最后的机会’的关键时刻，大势推着我们涌进社会转型的大潮流，改革开放让我们融入了经济全球化……”“我很幸运！中国经济激荡的三十年，不仅改变和震撼着世界，也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太多太好的机会……”“我很幸运！时代的改革洪流激活光大了光明品牌，时势的发展大潮流造就了全国的光明乳业……”当王佳芬连说三个“我很幸运”的时候，那种兴奋和满足溢于言表。事实也是，15年王佳芬让光明得到了快速地成长和长足的进步，在光明的发展史上，王佳芬表现出的不仅有经理人的创新技艺和管理经验，而且还有企业家的决策能力和战略眼光。她的职业旅程充满了激情、对抗和曲折，与此同时，她那个年代的大历史背景和其国营企业管理者的身份则让她的商业命运又被迫地蒙上了一层耐人寻味的“宿命”。这意味着，很多时候，王佳芬的经营不能像单纯搞民营企业那样随心所欲、自由驰骋，而必须谨慎细微、如履薄冰。这是一个有着浓烈时代特征的商业故事，因此注定故事的主人公也将身负深刻的历史印记。
以王佳芬的回忆，她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勤劳、朴实、正直、善良。而她从1968年到上海郊区农场下乡，到1990年回到上海，在这22年中，她用花季的憧憬、青春的热情和壮年的成熟，书写着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疯狂、迷惘、痛苦、挣扎和思考。在这样的成长经历下，王佳芬很有可能像大多数人一样，习惯成自然，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就这样过一辈子。但王佳芬显然是一个勇敢的、坚强的和智慧的女人，她在“大家都想回上海”的时候，她选择了留下来，尽管她说留下来是因为担心“农场的地没人种”、“农场总要有人留下”，不管其真实意图如何，不得不承认王佳芬的“留守”是一种魄力和胆识的表现。况且，王佳芬在留下来后并不甘心碌碌无为，她希望在什么岗位都能做得最好，于是后来我们看到，从一个普通的员工，到班长、排长、连长、党委副书记，一直到农场的一把手。王佳芬始终是以一个“女强人”的姿态出现。而这段“农场履历”至少为王佳芬后来顺利接手上海牛奶公司作了铺垫，有两点必须指出：王佳芬有着长期基层工作经历，对人际关系、政策趋势的把握上自然富有经验和得心应手；农场是源头，牛奶是生产，王佳芬在“命运”的巧妙安排下对乳业的上中游有着充分的认识和理解。
所以，对王佳芬在自传中时常出现的感激、感谢的论调不用太过怀疑，这并不是假惺惺的故作姿态。在王佳芬的成功基因里，除了她本人的积极进取、敢作敢为之外，很多时候，是机会抓住了早有准备的她，而非相反。在阅读《新鲜：我和光明15年》时，我们不妨对王佳芬及其管理的光明作如下“假设性”的猜想：如果当年王佳芬没有留守农场，她是否有机会出任上海牛奶厂总经理，一干就是15年？如果上海牛奶厂不是一家垄断性的国有企业，而是一家半路杀出来的民营企业，像牛根生的蒙牛乳业那样，光明是否同样还有机会？如果上海人并没有“再穷也要喝牛奶”的习惯，光明牛奶是否一开始就有良好的市场环境，以至于其发展总体一帆风顺？如果政府背景在某个时候不适当地干预了光明的改制和转型，光明是否还能走到今天，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我们看到，上述种种“假设”都不是王佳芬能主导和左右的，但在实际过程中，它们都按照王佳芬理想的路径发展，于是，这不得不让人羡慕王佳芬的机缘。在这一点上，王佳芬与其将她的15年企业家生涯归结为“新鲜”，倒不如定调为“感恩”，王佳芬真正要做的其实还是感恩，感恩上天为她创造了成为一位杰出女企业家所必备的一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