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在深圳湾一间简易的房屋里，任正非创办华为。当时的华为，注册资本仅为24000元。但就是这样一个时期、这样一个公司，任正非就敢对所有华为人（只有十来个）宣称：未来电信市场，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我们注意到，成立之初的华为其经营范围只是小型程控交换机、火灾警报器、气浮仪开发生产及有关的工程承包咨询，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电信生产，而且对一个还是仅靠敲敲打打的作坊式生产维持生计的小企业来说，任正非的那番宣言听起来固然振奋人心，但此一时彼一时，在那会儿实在有点痴人说梦、遥不可及。幸好，二十年后的今天，华为成为了世界一流设备供应商，成为了一家世界级的企业（尽管离“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还尚有距离），事实证明，任正非无愧于一个伟大企业领袖的评价，他的前瞻性和战略眼光不得不令人佩服。但是，如果华为不是今天的华为，或衰败、或破产、或勉强维系，那么，任正非当年的豪言壮语是否会因此变得好笑至极呢？
历史不容假设。成王败寇的道理在商业史上被一再演绎。华为成功了，于是我们就可以说它验证了一个真理：企业做大以后，企业家的眼光和境界将决定企业能够走多远、可以做到什么层次。但如果不成功呢？是不是说，是企业家一手造成了企业的败局？那么企业家又该是什么个性，什么方法，什么眼界，什么理念？当然，这又涉及到了一个人人都有话说，人人都说不清的领导力的问题了。熟悉华为的人都知道，华为向来以狼性文化著称，而任正非本人也因为其行事高度神秘、低调反而被外界更加关注。一个狼性、一个神秘，造就了华为的迅速崛起，一跃成为行业标杆、先锋企业。但如果不成功呢？是不是说，军人（1982年，任正非转业）的某些性格特征不适合创业，企业做宣传都来不及，要什么低调含蓄、要什么不动声色呢？但不管怎样，任正非带领着华为闯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正大步迈向全新的未来。此时，人们开始研究华为、学习华为，甚至模仿华为。这一风潮集中发生在2003年，自《华为真相》出版后，国内掀起一股“华为热”，那些长期关注华为的各界人士相继出版了一批关于华为的著作，如《走出华为》、《华为的经营管理智慧》等。
但是，正如任正非所言，经营企业没有可以松懈的时候，危机时刻伴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不是在危机中成熟，就是在危机中死亡。其实，任何伟大的公司并不是不犯错误，问题在于犯错误之后，伟大的公司能否彻底变革，迅速调整策略，换言之，伟大公司自身愈合能力很强，而且多半具有事先预防能力，防微杜渐。所以，真正研究华为的角度应当是把华为化整为零，看华为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或者看看国际化的华为又是如何撬动世界的？这实际上也回答了一个对华为对研究者来说很重要的问题，华为还能走多远？
程东升的《任正非谈国际化经营》继续了其前面作品《华为真相》、《华为的经营管理智慧》所探讨的问题——华为还能走多远？不过，这一次他是从更宏观的角度讲述华为的国际化故事。程东升以其财经记者独有的新闻敏锐性和对商业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梳理了华为走向世界的经验。例如，他在书中写道：“研究华为的国际化可以发现，其有几个明显特点：发展的必然需求拉动了国际化，而不是国际化而国际化；有足够的资本实力支撑，这来自于多年来国内市场的持续大规模增长，使华为渡过了国际市场迟迟没有大规模启动的难关；国际化是立体的、全面的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包括抢占国际市场，雇佣一些国际员工，还包括管理体系、研发、文化建设、资本运作等所有企业的发展要素都必须向国际一流企业看齐。”与此同时，程东升还指出，国内市场是华为牢固的根基，因为“国际化必须均衡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阅读整本书，我们会发现，华为之所以能成功地走向世界，关键在于其采取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策略。“引进来，即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国际人才、世界先进技术；走出去，即参加各种大型展览，在海外设立研发基地、办事处，开拓海外市场等。”华为的国际化不是类似于西方企业巨头的国际化，而是具有华为自身特色的国际化，是中西智慧结合之下的国际化。这点同任正非本人性格、军人出身有莫大的联系，当然，这种措辞难免也有事后诸葛的意味。
尽管程东升在后记中所说“华为所处国内外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华为不可以复制”，但是华为的经验仍然是可以为广大企业，特别是那些想要走出去的企业学习、借鉴的。因为华为具有示范意义。从企业文化、人才战略到财务与资本管理、经营策略，华为都有一套完整且成熟的体系。就这一点来看，华为无损于中国民族企业标杆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