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人类行为理论的呼吁
人类天性问题是先哲时代以来就不断讨论的问题。查尔斯·达尔文开创了这方面研究方法的新时代，但是他的方法基本上被社会学家忽视了，因为他们认为将这样的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有种族主义的嫌疑。目前的社会科学过于分散，难以形成一个可以解释复杂人类行为的统一原理。既然在达尔文时代社会学和生物学就已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可以将这些知识财富综合成一个统一的人类行为理论。这样的理论必须满足以下几个苛刻的标准：
- 必须适于多层次分析——从个人分析，组织分析到社会分析；
- 不能和当前的社会学与生物学知识相矛盾；
- 可进行实证检验；
- 便于传授，具有实用性和经济性；
- 适用于任何文化环境。
经典管理学书籍《内驱力：天性决定选择》力求提出符合上述标准的理论。尽管书中所提出的理论还须进一步检验，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人类特性问题的新方法。
人脑的进化史
大约600万年前，原始人类从其他灵长类动物中分离出来，但自那时开始直到8万年前，人类技术进步都是极其有限的。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8万年前人类技术出现了一次重大进步——从使用石斧这样的简陋工具的阶段进人到使用针、锥、刮刀等工具的阶段，这次划时代的进步称为技术飞跃。技术飞跃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当前对人脑的先天技能、额叶皮层和边缘系统进行的研究也许能对这次飞跃作出解释。
现在的科学家认为，进化过程为人类选择了若干先天技能，包括选择住所、选择食物、感知危险、感性心理活动、方向感、公正和记住重要人物的能力。以上这些先天技能都不是促成技术飞跃的原因，但在那个重要时期人脑将这些能力联系起来，形成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借助现代电子化脑扫描方法可以看到，完成对复杂概念进行概括的功能区处在大脑的额叶部分。
为充分了解大脑在这次技术飞跃中的作用，我们必须了解大脑的边缘系统。大脑边缘系统是负责情感及体验情感的区域。以前人们认为边缘系统是大脑最原始的部分，但是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的研究表明，逻辑区完好(最主要是额叶完好)但是边缘系统受损的人，决策能力会明显下降。他们可以解决复杂的问题，具有很好的记忆和注意能力，但不能感受情感，这导致他们不能作出适当的交往行为和符合个人利益的决定。
边缘系统在“标记”与人类需要有关的感知信号方面的作用很重要，因此，在感知信息到达额叶部分进行决策以前，边缘系统已经过滤掉了一些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
标记理论的核心是边缘系统根据人的需要或内驱力来处理感知信息。支持标记理论的神经学家并没有指明这些内驱力是什么，他们将这个工作留给了社会学家。
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学者进行的研究认为，每个正常人所作的很多决策都出自获取、结交、学习和防卫的需要。这些内驱力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这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础。
这些内驱力并不是像生物学家所认为的形成于几百万年前，而是达尔文式进化过程的产物。实际上这种内驱力组合的方式，特别是学习内驱力和结交内驱力作为主要而非次要的内驱力出现，对技术飞跃的贡献至关重要。这种内驱力组合使人类能够组成复杂的群体，能够以集体的方式获得适应能力，从而让人类成为地球上最主要的统治物种。
获取内驱力(D1)
人类共有的先天能力是获取能力。自然选择偏爱那些具备占有水、食物、庇护场所及性满足内驱力的人。从进化论角度看，获取欲是最明显的内驱力。这也是社会学研究中经济模型占主导地位的原因(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是获取欲是人类唯一的内驱力)。经济模型认为人类选择的基础是理性自利行为。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例子证明，获取内驱力和理性个人利益之间存在不一致，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情感的作用，也就是大脑边缘系统的作用。以食物为例，进化过程让人类对高脂肪食物普遍感兴趣，这源于人类的获取欲，因为吃高脂肪食物有助于人类祖先在食物短缺期间生存下来。但是今天不加限制地消费这种食物已经和我们的理性自利原则相悖——我们知道高脂肪食物会提高包括心脏病和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的发病率。吃或不吃某种食物的最终选择不仅是理性选择，也是各种情感斗争的结果。大脑的边缘系统已经知道吃这样的食物会有长期的不良后果，但边缘系统同时也在驱使我们吃这样的食物。
获取内驱力的不良影响是人类对获取永远不会知足，同时这种内驱力会让我们牺牲绝对幸福来换取相对幸福。获取更多东西的持久内驱力会让我们设法提高获取的权力，这种内驱力是炫耀性消费的根本原因。从进化论角度看，即使在资源短缺时期人类也有维持生存的条件，只不过这些条件都集中在了最有权力的人的手中。尽管为了扩大权力进行无休止的无谓斗争会使人们感到不幸，但是进化所需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幸福，而是我们的繁衍。要繁衍，我们就必须赢得竞争。
从积极方面看，获取内驱力也会有利于合作。获取内驱力会让人们分析比较优势，然后以可提高集体福祉的方式进行专业分工。
用获取内驱力解释全部人类行为是很吸引人的，但我们要知道，即使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对此也不以为然。他认为道德情感在了解人类行为方面和获取内驱力是同样重要的。道德情感可以用于解释匿名慈善活动、即使不会被发现也不采取欺骗行为以及其他不符合理性自利原则的行为。
结交内驱力(D2)
人类具有与他人结交的先天愿望。具备这种内驱力的早期人类更有可能将这些基因传递给后代，因为这样的男性更容易被选择为配偶，这样的女性更有可能负责将子女抚养成人，这样的小孩更容易利用抚育环境。有结交内驱力的人群更容易形成可以克服更大挑战的合作关系。结交内驱力有利于形成统一的道德准则，而道德准则又可以推动融洽的合作。
结交内驱力可表示为忠诚、友谊、爱、公正、体谅、关心等我们所熟知的词语。有大量证据支持以下现象：
- 在没有明显物质利益的条件下人们也很容易形成社会关系；
- 即使不会损害物质利益，人们对断绝一种社会关系仍然会强烈抵制；
- 人们在思考社会关系方面投人大量精神力量；
- 很多强烈的人类情感，无论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例如兴奋、幸福、嫉妒、孤独)，都与结交行为有关；
- 相对缺乏社会交往的人更有可能罹患身体和心理上的疾病。
结交内驱力可以以与获取内驱力相独立的形式表现。决定人类结交价值的因素不是结交利益与这种关系的成本之差，而是两者之和。也就是说，为某种人际关系作出牺牲会强化这种人际关系。从哲学角度看，我们都能想象出结交内驱力和获取内驱力互相冲突的情景。这种冲突普遍存在，构成了各种艺术形式的吸引力，例如电影、文学作品、戏剧所刻画的主人公会面临爱情和金钱的痛苦选择。
结交内驱力在人类交往活动中增加了社会制度内容。人类大脑的成长让人们形成了用抽象符号表示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和结交内驱力相结合，让人类能够用信条、旗帜、歌曲和仪式来强化及拓展社会联系。社会制度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内容，符号化的方式出现后才使之成为可能。这种拓展的社会联系对形成人类赖以生存的复杂文化和文明至关重要。
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n Simon)指出，就工作而言，人类的工作努力从来都高于工作所需的最低必要水平。经济学家对工作中的应付态度持否定看法，但是西蒙认为既然应付工作只是例外情况(超标准完成是一种标准工作态度)，这可以反映人类希望看到与自己有关的组织成功的愿望。
结交内驱力不好的一面就是很多群体中常见的“排外心理”。排外心理既可能体现为友好竞争，也能体现为蓄意破坏甚至种族清洗这样的极端形式。
学习内驱力(D3)
人类具有了解自己和环境的先天内驱力。这种内驱力可体现为好奇、好学、好问等特点。宗教作为解释生命的目的和死亡性质等难以观察的神秘现象的一种手段，它的普遍存在性表明了学习内驱力的存在。此外，人们即使得不到物质回报，仍然对游戏、迷局和幽默感很着迷。在人们认知的世界和观察到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差距，这正是推动人们通过学习消除这种差距的力量。
学习内驱力形成的基础是对熟练程度、成就、能力和成长的需要。这方面内容反映了学习在职业设计中的重要性。过于简单、过于专业的工作会打消员工学习的积极性。由于员工需要缓解枯燥感，这还可能导致不愿看到的后果。相反，既然人们具备学习的智力和内驱力，如果管理人员允许员工改进工作方法，组织就有可能利用这些人的贡献改善其经营状况。
遗憾的是，学习内驱力会导致人们相信一些看似真理实则谬误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如果这种内驱力让邪教领导人用来利用其追随者，就会很危险。一旦一种信念占据了人的头脑，再想要根除它就困难了。学习内驱力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对新知识追求会过于迫切，以至于忽视了它的弊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开发核技术。
防卫内驱力(D4)
人类具有保护自身安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成就以及有价值财产的先天内驱力。这种内驱力可表现为恼怒、害怕、警戒等情绪。这种内驱力在进化过程中可能先于获取内驱力出现，因为一些简单生物也有防卫反应。
防卫内驱力可以将其他内驱力联系起来，因为我们发现人们会保护已获取的东西(D真)，保护所爱的人或者保护个人关系(D2)免受威胁，保护自己的意识形态(D3)。这些威胁和变化所引发的反应有抵制、谨慎、焦虑、排斥、合理化、(在长期)让步、顺从和失控。
神经学对防卫内驱力的了解要比对其他三种内驱力的了解多一些。对其他生物和人脑电子扫描进行的研究表明，引起警戒的信号能不经过大脑皮层直接抵达器官，因此人会莫名其妙地紧张。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像害怕或愤怒这样的防卫性反应会导致明显的不理性行为。从进化论角度看，这种功能有益于防止身体受伤害，但在今天的世界里已经没有意义了。
自由意志和多样性
四种内驱力的独立性经常会互相冲突。如果没有这些冲突，人体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做到自行其是，仅需要最起码的意识干预，但是这些冲突的存在迫使意识对这些内驱力进行控制。这种有意识的控制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意志。在自由意志情况下，人类基因实际上并不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要求实践自由意志。
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会产生文化多样性？简单的回答就是环境中的偶然因素使然。最近的研究表明人类基因有99.9％是相同的，而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基因差异会导致文明出现的方式和速度出现差异。文明赖以存在的资源的差异，例如易于驯养和种植的动植物、矿产资源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技术水平的差异。便利的资源条件有利于从原始狩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同时也决定了各种文化向复杂社会演进的轨迹。
组织内的人类天性
四种内驱力模型认为，组织处理与利益相关人有关的问题时应充分尊重人们的获取、交往、学习、防卫需要。通用汽车公司的衰落和日本汽车业崛起这一问题，其原因可归纳为，尽管通用汽车公司采用了向生产工人提供优厚工资(满足获取需要)的管理方式，但它却提供了无需工人动脑的工作，这在总体上忽视了人们的学习需要。这也滋长了恶劣、高傲的态度，妨碍了他人和公司的交往(和交往内驱力正好相反)。此外，通用汽车公司和供应商形成了对抗关系——强行压低供应商的短期价格(忽略了防卫内驱力的安全暗示)。我们可以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汽车业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这些汽车公司同员工、供应商、客户和政府管理者交往时能够尊重这些人的先天需要。
过于重视上述四种内驱力的任何一种，都会降低组织成功的可能性，都可能形成不完整的人性。尊重这四种内驱力会形成让所有人和所有团体都得到自我实现的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