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要点
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根源是伦理学；另一个根源是工程学。经济学的贫困化背离了经济学本身的目的——颠倒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淡化了。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而这些伦理考虑是人类能够实际行为的。经济学所提出的某些诸如自利行为基本假设是值得讨论的，这些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导致其偏离了轨道，而伦理学考虑不仅提倡某种不同于个人福利目标的最大化，还提倡把一个人的福利建立在比个人消费更加广阔的基础上。将伦理学和经济学更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
二、背景介绍
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有两部重要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前者建立在“人都是自利的”普遍人性的假设上，后者建立在人类共有的同情心基础上。
基于前者的假设，他论证了在自利动机之下的人类如何造就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进步；基于后者的假设，他肯定和鼓励人类的同情心和自律行为，以及此种美德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那么，究竟亚当·斯密赞颂的是什么，是自利的行为，还是利他性的同情心和自律行为？亚当·斯密究竟更侧重自利行为对社会进步的意义，还是更侧重同情心和自律行为对社会进步的意义？究竟是自利的行为还是人类的同情心和自律行为最能体现人性的内在本质？由此推开来，经济学究竟应当在人类“自利”唯一的假设下继续进行“工程学”式的研究，用追求最大化的公理来描述、解释和预测经济运行，还是应当加入同情心等伦理的内容，在认定人类行为动机和方式多样化的前提下，展示另外一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图画。一般来说，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学说。从经济活动的过程来看，经济学则是研究人的行为如何导致实际经济结果的学说。毫无疑问，人的行为源自人性的规定，这种规定可能是天然的，如基本的生存本能性规定，“趋利避害”、“自利”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也可能是群体生活所形成的规则或制度的人性塑造，如人与人之间基本交往本能、道德意识、价值标准及评判意识、合作意识和宗教意识等，均在这样的人性规定中。多元的人性规定，也会形成多种可能的经济结果。同样，我们总是可以认定，经济结果形成的确定性，不能够确定人类行为动机的唯一性，更不能够由此来确定人性的一元性。
亚当·斯密只是留下了这样两部伟大的著作，而没有说明二者的关系。后来的许多学者在这一两部著作的字里行间寻找着各种答案，却因为没有发现清晰的答案而继续疑惑和迷惘。《国富论》成了经济学的经典之作，而《道德情操论》则是伦理学方面的经典之作。往后的经济学发展，便因为人类行为在单一自利动机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定越来越纯粹化、越来越缺乏伦理学的思考和判断而越来越贫困化。
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1998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阿马蒂亚·森的研究领域和兴趣十分广泛，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发展路径和消除饥馑、贫困和不平等，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增进和社会选择等问题的研究。他曾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专门研究过印度、孟加拉、埃塞俄比亚和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他曾经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将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当地的实践之中，并且试图影响当地政府的决策。阿马蒂亚·森在衡量贫困程度方面把收入分配与健康状况等因素结合起来，他的研究特点是把哲学思辨及其观点融入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在发展中国家案例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规范经济学的分析。因此，他曾经被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比喻为“我们经济学界的良心”。传统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福利时，通常只注重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阿马蒂亚·森认为这种研究视野过于狭窄。他改进了社会选择理论，把经济社会的个人，尤其是贫困人口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探讨社会福利如何受到政府或团体决策的影响。他利用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其他指数，着重分析造成贫困的原因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瑞典科学院赞扬他“将经济学与哲学手段融为一体，从道德的角度和范畴探讨极其重要的经济学与社会问题”。经典管理学书籍《伦理学与经济学》是他的代表作。
三、内容提要
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面目标的评价和增加。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假设目标的最合适的手段。但是，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和工程学根源都有其合理的部分。由“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动机观”所提出的深层问题能够给经济学提供方向和指导。
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淡化了。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而这些伦理考虑是能够影响人类实际行为的。根据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个复杂的伦理考虑本身就是基本的事实存在，而不是规范判断问题，但是经济理论对深层的规范分析有所回避，并在对人类行为的实际描述中忽视对伦理的考虑。
理性行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使标准经济学关于理性行为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着由此可以肯定，人们实际上一定会按照它所描述的理性行为行事。在标准的经济学中，描述人类实际行为的时候都会把理性行为等同于实际行为，而且会以一种相当狭隘的方式限定理性行为的性质。
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福利经济学的地位一直都是相当不稳定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本来就不存在福利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研究的严格界限。后来，随着人们对经济学中所使用的伦理学的怀疑不断增加，福利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长期以来，它被随意地塞进一个狭窄的盒子之中，与经济学的其他部分相分离。由于人类实际行动被假定为仅仅是对自利的追求，而不受其他任何伦理思想或者福利经济学判断的影响，预测经济学的发现可以影响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却很难影响预测经济学。预测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即前者可以影响后者，而后者却不能影响前者。然而因为人类的实际行为确实受到伦理思想的影响，所以福利经济学是必然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从而也就能够影响预测经济学。预测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回避伦理学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在经济活动中，人类行为被近似地看做自利最大化。如果经济效率是经济判断的唯一准则，如果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基本条件能够得到满足，那么人的行为就都是在追求自利最大化，这样就把福利经济学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盒子里。只要福利经济学能够冲破被限制在赞成帕累托最优准则充分性这一狭窄的范围，必将会引入更加广阔的伦理学思考。要从这个盒子里走出来，必须对福利经济学假设前提或者初始条件进行合理拒绝。
极为狭隘的自利行为假设的广泛使用，已经严重限制了预测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使其很难分析由行为多样性所引起的广泛的社会关系。伦理经济学中丰富的伦理思考与个人行为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陷入狭隘而不真实的绝对自利行为假设中，可能会把我们引入一条有疑问的捷径，它的末端并不是我们希望达到的地方。我们的目标是理解、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从而使经济关系得到卓有成效的说明，并应用为经济预测、判断和政策制定。从预测的有用性这一角度来看，把除了极端狭隘的自利动机之外的所有其他动机全部排除的做法就是不正确的，能否得到经验的支持也是相当可疑的。
四、重点内容精读与导读
该书是根据作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洛尔讲座的讲稿编写而成的，短短几万字，将伦理学、经济学的起源、分裂、趋势分析得清清楚楚。文章内容涉及广泛、含义深刻，不少观点需要研究者仔细推敲和理解。这是每一个致力于社会、经济、伦理研究的人需要一读再读的经典著作。该书分为三个部分：
(1)经济行为与道德情操。
在这部分作者尖锐地指出，虽然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根同源，但是经济学对“工程学”方法的重视和对伦理学的抛弃使得经济学越来越贫困，对社会实际行为的解释也越来越值得怀疑。
作者首先对理性行为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的基本经济学假设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在标准经济学中，定义理性行为的方法有两种：把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如果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恰好违背他或她所要追求的东西，而且始终如一地这样做，即满足内部的一致性，无论这呆板的一致性能够博得旁观者多么差异的赞美，这个人也不被认为是有理性的。可以说，理性行为必须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性行为的充分条件。对于用自利最大化来定义理性的方法，虽然可以经得起针对内部一致性理性观的批判，但是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只有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并拒绝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才是唯一具有理性的行为呢？如果说自利最大化以外的其他任何行为都一定是非理性的，恐怕就很少有人能接受了。自利理性观意味着拒绝理性考虑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作者同意自利行为确实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动机的多元性，或者说，自利是否能成为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作者还指出，自利和某种周全考虑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矛盾。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对亚当·斯密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作者认为亚当·斯密的不少观点都被后来者错误理解了。例如，很多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的“精明”一词理解为“自利”，事实上它的含义是理性和理解力的结合。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亚当·斯密的确在互惠交易和劳动分工价值的分析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些贡献与缺乏友善和伦理的人类行为是完全一致的，人们大量引用的恰恰是亚当·斯密著作中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而亚当·斯密著作中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部分，包括他对悲惨现实的关注、他所强调的同情心、伦理考虑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尤其是行为规范的使用，却被人们忽略了，因为这些思想在现代经济学中已经变得不时髦了。
(2)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
在这个部分，作者首先分析了福利经济学的地位，以及福利经济学与预测经济学不能相互影响的原因。本部分作者主要分析了个人效用之间的比较、帕累托最优与经济效率及其与福利主义之间的关系。
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标准定理建立在一个结合体上，这一结合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二是一些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传统福利经济学准则曾经是简单效用主义者的准则，判断成功与否的依据是效用总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有内在价值。但是这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在那个时代，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这使得福利经济学被扭曲了。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之后，帕累托最优成了其唯一的判断准则。但是帕累托最优所涉及的仅仅是效用范围内的效率，而不重视分配方面的效率。例如，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些人极度贫困和另一些人极度奢侈，这种社会状态也能被称为是帕累托最优。在福利经济学所限定的狭窄范围内，由于帕累托最优成为判断的唯一准则，追求自利行为成为经济选择的唯一基础，所以某种事情在福利经济学中有意义的场合也越来越少了。
作者认为，对于福利主义把效用当做价值唯一源泉的观点，我们可以进行两种不同性质的批判。第一种批判是，效用至多是个人福利的反映，个人的成就并不能仅仅依据个人的福利来判断。第二种批判是，对于福利主义把个人福利仅仅看成效用，而无视其他意义上的个人福利这一做法是有争议的。对于第一种批判，作者非常重视人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福利是有区别的联系。如果不改变其中的一个就无法改变另一个。主观能动性方面的成就和福利方面的成就，有各自不同的重要性，它们可能会偶然地相互联系起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各自的特殊重要性。只以效用为基础的福利主义所关注的仅仅是人的福利，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或者说未能实际地区别主观能动性方面与福利方面，那么一些具有真实重要性的东西就会丢失。对于第二种批判，作者认为如果通过效用对福利进行解释，而评判的根据是对幸福程度或欲望满足程度的衡量来判断一个人的福利明显是有局限的。幸福和欲望的满足虽然对于一个人的福利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它们不能充分反映福利的大小。
作者接着对价值评价进行了分析：那种认为效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观点，实质是把效用等价于福利。但是福利并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效用并不能充分代表福利。因此，在伦理判断中，只要我们所关注的仅仅是个人的成就，效用方面的成就就可能是十分片面的、不充分的和具有误导性的。
最后作者在本部分论述了仅由个人的成就来评价一个人的利益是否恰当。作者认为应该用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代表他的利益，而不应该完全用一个人从这些自由中所得到的东西代表他的利益。自由必然涉及个人的权利问题，这是对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的挑战和否定。在功利主义中，权利只是被当做获得其他东西的工具，尤其是当做获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说，传统的功利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没有赋予权利满足人内在的重要性，因此，权利满足的本身被忽视了。
(3)自由与结果。
在这个部分，作者分析了作为伦理学重要研究基础的人的自由和主观能动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揭示了经济学和伦理学未来需要融合的方向。
作者之前曾经证明，在伦理学研究中，人这一概念具有基本的和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的能力；我们也可以从福利来看这个人。福利方面是指与他个人利益有关的个人成就和机会。主观能动方面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是以其他目标和价值来衡量的成就与机会，甚至可能超越对个人福利的追求。在评价一个人就个人利益而言所具有的地位时，福利方面尤其重要。而主观能动方面则以更为开阔的目光来观察人类，这方面所要观察的是人类对希望发生事情的评价及其建立这类目标并使之变成现实的能力。功利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缺陷的福利观。除了一个人的成就以外，他的自由也是有价值的东西。在规范性的评价中，除了已经获得的东西以外，个人的选择权和机会也应该被考虑进去。但是在主流经济学中这种多元性被下面两个原因变成了一元性：自由只具有工具价值，最终只计算成就；假定每一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唯一来源是他对自利的追求，因此，主观能动性没有任何独立的作用。
作者指出，与福利经济学和预测经济学有密切关系的伦理思想十分丰富，远比人们在传统上已经认识的或者假设的更为丰富。福利主义和狭隘地想象出来的理性决策要求所施加的限制，已经把许多有意义的伦理思想排斥在经济评价和行为预测之外。我们需要做的是使经济学与伦理学进一步结合起来，并把这些结论从伦理学的文献中移植到经济学中。例如在经济分析中，权利仅被当做纯粹的法律实体，只具有工具价值而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对经济理论的标准行为假设的背离，会因为各种不同的伦理考虑而出现，人们可能会对它们产生友善和同情，也可能忠诚于各种各样的事业，进一步讲，人们可能忠诚于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这些特定的行为模式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一些行为模式存在，对这些模式的忠诚不是因为它具有内在价值，而因为它具有工具重要性。因此，经济学需要加入伦理学的内容。自由和权利作为工具服务于福利等目标，它们具有工具的价值，应当进入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也能够找到这类痕迹；自由和权利作为伦理学的存在，具有自身内在的价值，也应当进入经济学，而且从经济学发展的源头来看，它们本身就属于经济学。
五、点评
(1)在这部只有几万字却被称为“思想宝库”的《伦理学与经济学》著作中，作者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历史渊源揭示得清清楚楚，让我们面对亚当·斯密留下的问题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亚当·斯密真正赞颂的既有自利的行为，也有明显利他性的同情心和自律行为，两者均对社会进步有意义，它们都是人性的内在规定。当研究的对象是实际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时，经济学需要人类“自利”普遍人性的假设，以追求最大化的目标来描述、解释和预测经济生活；同时，必须加入主观能动(包括道德意识、社会成就满足意识、同情心等)的伦理内容，历史地、具体地认定人类行为动机和方式的多样化，以求得到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最为接近真实的理解。
(2)阿马蒂亚·森解释了现代经济学在唯一“自利”人性假设下越来越走向绝路的困境，对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结合提出了迫切要求。“自利”假设下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经济学自然是当今经济学的主流。但当主流的经济学无视人性的复合存在、无视非“自利”行为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来描述和解释经济现象或问题时，就必然是片面的；对于某些伦理影响重大的人类行为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良性结果，这样的经济学解释就是荒谬的；而这样的经济学用于预测未来，必将大大增加不确定性，经济学预测的结论经常偏离经济运行的事实就会毁坏经济学的声誉，甚至危及经济学的生存。因此，重新解读经济学思想史，从思想史中找到先圣们的确切认识，并睁大眼睛看看现实的世界，必须对现代经济学进行改造。
(3)伦理学与经济学相互促进，特别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再次融合，必须设定新的评价目标与价值。阿马蒂亚·森以人的“二元性”规定，将“主观能动”类的内容纳入评价目标与价值判断之中，为伦理学在经济学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并提供了具体方式，提供了继续扩展这种融入的思索空间。这是该书最重要的内容，伦理学中关于信仰、道德等属于人的“主观能动”类价值判断也由此进入经济学界；这也是经济学回归本来面目的关键所在，让人们在认识现代经济学唯一“自利”假设的片面性的同时，建立复合人性与经济现象、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学也就完整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也由此有了清晰的线索。阿马蒂亚·森在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的桥梁。
(4)“自由”的评价和“权利”的考虑，在伦理学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应当在经济学中予以同样的重视。阿马蒂亚·森将“自由”利益化并作为评价的度量，经济现象和问题的研究也将完全脱离具体利益或效益的束缚，人类幸福和进步的目标再一次得到了另类的复合性理解和表达。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自由和权利一类的东西，不再只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是本身具有的追求价值的目标，伦理学为此而研究，经济学也应当为此而研究。在此，我们所获得的已经不再是现代经济学狭隘所指的利益最大化、利益驱动和利益唯一的人性规定，而是一个完整的、本原就非常丰富的经济学世界。阿马蒂亚·森将经济学目前的困境和未来的改进方向阐述得非常清晰。
(5)将人类命运纳入自己的研究视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早已超出了单纯经济学的范围，他最终寻求的是人类的自由和发展。而关注人类的自由和发展，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可以看到许多著作，阿马蒂亚·森的理论是一种具体的展现，集中表现在“基本能力”理论上面。“基本能力”要求信息的扩大，更加关注人际间的可比较性，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找到了衡量的标准，找到了具体行动的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