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领域内，有关相关利益者管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振振有词的雄辩，是窒息一次企业转变计划，甚至可能窒息企业生涯的最有效的方式。有观点认为，企业的慈善行动虽然使那些给予和接受的人感到了满意，但是，并不能使我们一谈到给予就失去自制力。全球的竞争并不是那么慈善，而是非常严酷。像“企业的目的就是为所有者赚钱”或者“任何试图转移这个目标的讨论都等同于对企业的叛逆”这样的言论并不少见。
这种企业思想控制可能看起来极为正确，但是，却违反了创造财富所必需的质疑和行动自由的基本原则。因此，让我们行使讨论企业社会角色的权力吧。如果确实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话，那么，企业到底应当做些什么来治疗困扰着社会的疾病呢？为什么在我们的办公室和董事会上提到这些问题时，就好像这是一种企业寻求自杀的行动一样呢？
社会疾病
我们刚刚见证了一轮空前的财富创造过程。例如，20世纪，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纽约证交所的企业们所创造的财富是令人惊讶的。高级经理们从这一成就中获利颇丰。追踪一下美国收入最高的800名首席执行官，《福布斯》杂志发现，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在1998年获得了52亿美元的薪水和基于绩效的补偿，而他们所持有的普通股股票的价值甚至更加令人惊讶。这800个人持有超过价值2410亿美元的股票，而南非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过才2700亿美元。
这种企业繁荣的状况掩盖了令人吃惊的社会弊端。一家美国的调查公司路易斯·哈利斯合伙企业(Louis Harris and Associates)从1966年起就在跟踪调查美国人感觉到的疏远感的大小。在它的调查中，对于像“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和“大多数拥有权势的人试图从像你一样的人们身上获得好处”这种说法回答“是”的人数比侧从1966年的29％上升到1997年的62％。这种感觉是准确的吗？朱金辉(Chinhui Juhn)、凯文·墨菲(Kevin Murphy)，以及布鲁克斯·皮尔斯(Brooks Pierce)跟踪了美国人口从1963年到1989年的实际工资状况。他们发现，那些处于第90个百分点的人们所获得的工资，与那些处于第10个百分点的人们所获得的工资相比，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开始产生偏离(有趣的是，这正是纽约证交所开始开业的时候)。那些处于底层的人口能够获得的收入比他们在26年前少了几乎10％，而那些处于高层的人口看到他们的收入增长了近40％。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在1999年发现这种趋势仍然在继续——1996年那些处于第90个百分点上的人口所获得的收入几乎是处于第10个百分点上的人口所获收入的5倍。看起来，流行的观点是正确的：富的正在变得越富，而穷的正在变得越穷。而且，美国人口统计局告诉我们，在美国，生存于贫困线以下的儿童的比例已经从1970年的15％上升到1995年21％。尽管看到了这一有据可载的企业财富与社会福利的分离问题，企业们仍然很少谈论到在导致这个问题或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方面，他们自己应当承担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控制是微妙的
我先从这样一种可能引起争议的断言开始：企业的“思想控制”经常会阻止有关企业的社会角色的严肃讨论。控制是微妙的一种事情，它存在于对企业存在目的的没有说出来的假设中。你可以在人们所做的言行中，以及他们不能做的言行中看到这一种控制。作为一个商学院的教授，我在课堂上看到了我们的学生能够接受的和故意避免的问题(任何时候，有关期权理论的一门课程都要比有关企业和社会这样的课程受到欢迎)。我也在会计、财务、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的课堂上开展的案例讨论中，听到了隐含其中的社会进化论者的市场思想。我想我在商业媒体领域也看到了这一点，像《华尔街日报》这样的报纸既塑造了商业文化，同时也被其塑造。这些报纸中所揭示的价值观显示出了企业固有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是什么呢？
为了识别出这些价值观，从1984～1998年，我在《华尔街日报》的道琼斯在线版上做过一次关键词调查。对《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显示，随着时间流逝，将“打击”作为主题的文章数量远远超过了将“关心”作为主题的文章数量。而且，有关获胜、打击和优势的文章数目仍然在增加。在今天的企业中，似乎没有多少余地来谈到关心、同情和美德。对“社会责任”一词的调查显示，它被置于了这个表的下部的位置，呈现为方形。提及这个词的文章平均每年为136篇(最低的1989年为109篇，最高的1993年为176篇)。对于“相关利益者”一词的调查结果甚至比这更糟。直到1988年第一篇有关利益相关者的文章出现之前，没有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从那以后，这方面文章的数量从最低的1990年的1篇到最高的1995年的11篇不等。
虽然我无法指出限制有关这些问题讨论的机制，但是我可以指出，这类的讨论确实很少，那么，应当做些什么呢？
企业解决问题的方案
有关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三种观点，他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互矛盾。第一种观点是矛盾最少的。如果一家企业导致了某种社会问题，那么，纠正这种问题当然是这家企业的责任。因此，当十年前，埃克森在瓦尔迪兹的公司将232000加仑的石油倒入了阿拉斯加海湾的水中时，每个人都同意应当由埃克森企业负责将其清理干净(即便这项清理工作花了它30亿美元)。
然而，当有人问道，企业是否真的导致了不得不由其他企业来解决的问题时，矛盾就产生了。例如，“活工资”的拥护者们会争论道，企业们暗地联合起来降低了工资水平，因此将工资提高是这些企业的责任。其他人可能会激烈地否认这种合谋的假设。这种观点中，对于社会责任的完全不同的意见转向了对于问题根源的评判。
第二种观点没有过多地关心是谁导致了社会问题，而是集中于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国家的主权受到了资本、劳动力和产品的国际流动的危及。跨国企业被视为世界舞台上惟一的强有力的跨国机构。只有跨国企业可以集中资源与贫困、文盲、营养不良和疾病等类似的问题作斗争。这种共产主义思想流派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在当时有着划时代意义的道奇兄弟诉福特一案，亨利·福特所做的评论中。福特争论道，经营一家企业的意义远远大于仅是赚取利润，“我不认为我们应当从我们的汽车中获得如此高的利润，”他在其闻名的评论中提道，“获得一个合理的利润水平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太多。因此，我的政策是，只要生产许可，就要尽快地降低汽车的价格，将利益给予用户和劳动者，同时也将巨大的令人吃惊的利益留给我们自己。”在亨利·福特的心中，对利润的追求应当伴随着其他一些考虑。共产主义观点要求企业在追求利润目标时，还要强调世界上的社会问题。
社会责任的第三种观点——契约主义的拥护者们不能对这个问题表示更多的不同意。他们并不反对认为企业应当增加社会福利的看法，而只是希望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密尔顿·弗雷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1970年发表于《纽约时报》上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提道“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它们的利润”就是这个学派的代表性观点。简而言之，因为企业们创造了他们现在所创造的财富，所以我们应当感谢上帝。没有这些财富，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陷入社会贫困中。企业应当向州政府缴纳应当交的税款以用于支持社会的集体需求，然后返回去继续创造财富。而分离一部分企业的资源用于解决社会问题是对企业的双重课税，而且，更糟的是，这样做减弱了我们每天起床去上班的动力。契约主义者解释道，即便经理们愿意冒风险去解决这些问题，资本市场也会迅速地约束这种自由现金流的浪费。这样做的经理将很快发现自己失去了工作。即便不是这样的话，他们的企业也将会成为另外一些企业的接管目标，这些企业会向正在大肆辱骂这些经理人员的被接管企业的股东僻推荐自己，向他们许诺，自己能够更好地管理这家企业的资产。这最后一种观点在现在的管理领域获得了最多的支持。
实践中的政治学
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即便经理人员决定投资(或许有的会说是剥离)一部分企业的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也会由于浪费所有者的资金而受到惩罚。董事会和接管市场将会约束这种蓄意的无能。这并不仅仅是会在美国发生的故事，欧盟国家发生的兼并和收购事件的数量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显著增长，1981年到1989年期间增长了2643件，1990年到1998年期间增长了33687件。因此有观点认为，那些用企业的钱去解决社会问题的经理人是在将自己置于风险之中。这种观点表面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有趣的是，我们还不知道，对于那些领先试图使企业更具社会责任感的经理人员，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但是，我们非常了解对于这种行为的控制系统有多么严格。可以说，来自各项研究的证据令人吃惊。例如，杰罗德·华纳(Jerold Warner)、罗斯·瓦茨(Ross Watts)和克伦·鲁克(Karen Wruck)以1963年到1978年的269家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业绩和解雇首席执行官事件的关系。他们按照年度股票回报的均值将企业进行了排名，发现，在前10％的企业中，首席执行官的流动率仅为8.3％(不包括由于退休或疾病等原因的离职)，这个数字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奇，这些首席执行官被认定正在为企业做很多的工作。然而，那些处于最后10％的企业的情况却是令人惊奇的，这些企业显示出了13.8％的首席执行官流动率。斯图尔特·吉尔森(Stuart Gilson)则进一步研究了那些经营业绩极为不善的企业。他观察了连续三年间(从1979年到1984年)曾经领导过381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的被解雇情况，这些公司都是纽约证交所和美国股票交易所中业绩处于最后5％行列的上市公司。同时他也观察了处于同一业绩水平小组的其他企业首席执行官的情况，他们也面临着拖欠债务责任，实施破产边缘的债务重组或者走向破产等诸多问题。他发现这些首席执行官并不是一定会丢掉他们的工作。在第一组中，只有19％的企业更换了他们的首席执行官，但是，在第二组那些承受着巨大困难压力的企业中，有52％的企业更换了首席执行官。因此，与颇为流行的观点相反，如果首席执行官们的企业在股票市场上运作不佳，他们并不一定会面临丢失工作的高度风险。在一种绝对化的最糟的情形中，首席执行官们只会面临着50％的丢失工作的风险。
那么，你大概会说，如果企业的董事们不想解雇一个业绩不佳的首席执行官，用企业接管市场也同样会达到这个目的。约翰·埃尔伍德(John Ellwood)和我以1975年到1979年期间的102家目标企业为对象，研究了兼并前的企业业绩和兼并后首席执行官们的流动状况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发现并购会去除“管理人员中的多余人员”。确实，并后的首席执行官流动率与企业在并购前的股票市场上的业绩表现呈现出一种很高的正相关关系。看起来，那些擅长在经理市场上推销自己的人员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随后的一项研究中，丽塔·科斯尼克(Rita Kosnik)和我考察了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8家臭名昭著的企业市场袭击者在1979年到1983年间对一家企业的股权的争夺。同样地，我们仍然没有发现有证据能够说明，这种袭击行动与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们的流动率呈现出的非正态分布相关。这种结果并不仅仅是针对美国才会发生。朱利安·弗兰克斯(Julian Franks)和科林·迈耶(Colin Mayer)研究了1985年和1986年在英国发生的80起敌意接管案中，敌意接管者的出价和被接管企业内外部董事流动率之间的关系。他们推断道，在英国，敌意接管看起来也不能起到多大的约束作用。尽管对于企业控制和管理约束存在很多富有说服力的花言巧语，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如果首席执行官们所在的企业经营不善时，他们会面临一种职业的风险。因此，从经理人员的角度来看，似乎有足够的余地可以值得去冒风险和投资于值得的事业中，虽然这项事业可能会超出正常企业经营活动的范围。如果投资没有得到回报，经理们似乎不太可能丢掉自己的工作。
今天的企业所累计的财富和拥有权力的数量之大，说明经理人员们可以运用一些适当数量的财富和权力来从事于解决世界性的问题。这样的建议重新引起了一个过去争论的老话题，那就是企业到底对于维系它生存的社会负有多大的义务？尽管会有很多极具说服力的主张采取行动的原因，大家的一般观点仍然认为，经理们不应当采取行动，因为各种约束性的压力将阻止他们去做。我在本文中的目的是想说明所谓的制裁和惩罚其实就是指这点。让我说得更清楚一些。我并不是在提倡对企业价值的错误管理或者破坏，而是认为，如果一家企业业绩下降，它的领导者们并不会像想像中那样，会受到严厉的约束和制裁。因此，为什么经理们不能严肃地讨论企业的社会角色这样的话题呢？为什么经理们不敢尝试采取一些社会性的行动呢？为什么那些不能实现企业可能利益的经理人员数量不断增长，甚至超过了那些愿意采取行动解决社会问题的经理们呢？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下一步措施
我在这里的目标是非常普通的：进一步刺激有关在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中，企业可能承担的角色的讨论。我们正在面对着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是否富裕的、有着强大权力的企业能够，或者应当对于这一事实做些什么事情。对于那些回答资本市场束缚了他们双手的经理人员，证据显示，来自于这种市场压力的经过夸大的约束力量比我们想像的要宽松得多。在这个领域，经理人员有足够的革新空间。更加困难的问题可能是要寻找一种适当的方式，来发展一种战略和一套战术，从事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工作。目前的企业语言好像不允许对同情和关心这样的观念进行深入的谈论。但是，如果我们连谈论都不可能，又怎么可以发展出这样一种战略来呢？现在是需要拿出一些勇气来领先开展这样一些谈话的时候了。
那么，当我们在决定谈论时，又该谈论些什么呢？这就像是其他一些注重实效的企业谈话。首先，我们要决定在许多社会问题中，我们需要着力于哪个方面。我们当然会询问有没有可能既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又可以为公司自身带来利益。一旦我们选择好了范围，就要决定如何分配我们的资源以做到与众不同。我们将会面临着“自制还是外购”这样的决策。也就是，我们是否具有解决从文盲到青年人暴力行为，到营养不良这类社会问题的才能？如果没有，我们能否发现其他的资源，获得帮助？
最后，还会存在一个有效性的问题。在满足目标集团需要，以及企业需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地监督和评估我们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功。无论如何定义这种投资的回报，我们必须对之进行计算。但是，第一步是自己开始这种谈话。除非我们能够做到在工作中公开地谈论企业的社会角色问题，否则什么改变都不会发生。幸运的是，这篇文章将会帮助我们去做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