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参加过拿破仑战争和莱茵河战役(1793—1794)。在1812—1814年同为沙俄工作,协助谈判签署了托洛根(Tauroggen)协定(1812)。该协定为此后组成由普鲁士、沙俄和英国参加的反拿破仑同盟打下了基碲。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又继续在普鲁士军队中服役,参加了滑铁卢战役,并成为普鲁士战争学院的校长。他生前并没有写完《战争论》,该书在他去世后出版。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军事家一直被作为管理的榜样,这多少令人有些奇怪。追溯至公元117年到138年间,哈德里安这位曾修建古罗马城墙的高深莫测的古罗马皇帝,是一位民权提倡者,这远远早于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认识。他从不喜欢奢华和隆重的仪式。在军事上的声誉来源于他愿意与属下同甘苦、共患难,无论在何种天气,他都拒绝戴斗篷和帽子,同样,哈德里安还因能全副武装地与自己的部队一起长途行军而倍受称誉。
另外,哈德里安还因其他一系列富有人道主义的决定而享有声誉。他禁止阉割,且关心奴隶的生活状况。同时他还是一位旅行者,他并不强求从罗马发号施令来控制他的庞大帝国,而是走遍了辖区内的山山水水。也可以这样说,他还允许帝国内存在着多样性,在执政期间,为庆贺自己游历了诸多省份,他同意发行不同的货币,还结束了罗马长久以来冷酷无情的扩张。他设法勘定疆界而不是沉迷于无休止的对外扩张。
哈德里安对金融管理的注重也为他赢得了很大的声誉,虽然他上任初就宣布豁免了所有向帝国的借债。他的前任将金钱都浪费在金银财宝上,而他却显得十分简朴。他建立了储备,用于资助建设和社会福利项目。同时,哈德里安还没有增税(现代的政客们毫无疑问都非常想知道他到底是如何在这种循环中达到政治平衡的)。
惠灵顿公爵(Wellington)(1769—1851)也是一位作为开创性管理实践者而倍受信赖的人。拿破仑战争期间,惠灵顿是通过战地调查而进行指挥的。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曾记录道:“(惠灵顿的方法)需要一种很有特点的激烈管理方式——‘在战斗中并解决问题’,惠灵顿本人总是亲自去解决问题。将军必须身先士卒让自己的部队看到他,并应经常地变换位置去处理那些发生在阵前的各种危机。他必须置身于危机中,直到它被解决。他也必须保持警惕,时刻提防在其他地方出现新的危机。”
通过对以上历史事件的了解,对于克劳塞维茨的管理学书籍《战争论》被选入本文将丝毫也不感到奇怪了。实际上克劳塞维茨坚定地认为,拿军事世界与商业世界进行对照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实用的。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写道:“军事与商业对照比起军事与艺术对照要更为准确。因为商业活动也是一种利益和行动的冲突,而且军事与政治有紧密的关联,政治一般被作为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商业活动。”
克劳塞维茨被世人公认为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同时,他也极为注重实用主义。他建议:“在实践中,任何计划的制定,都要考虑到敌人对计划施行阻挠的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计划能够随机应变,以符合不同环境的要求;有如此强的应变力以时刻保持主动权,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一队能提供可供选择目标的人员工作。”仅仅空谈理论是没有好处的(在这一点和别的方面,克劳塞维茨深受由马基亚维利勾勒出的那种老谋深算的政治影响。)“知和行是两回事,所以理论从来不应被作为标准,他们仅仅是帮助判断。”克劳塞维茨这样说。实用主义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结果:“一位王公贵族或将军通过实施一场符合自己目标和实力的战争来充分体现出自己的才能,并做得恰到好处。”
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仅仅是政治的延续。他将战争看作是政治上的习以为常和令人接受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场大灾难。克劳塞维茨区分了战略(整个计划)和策略(整个计划的一个分立的部分,如一场战役)的不同。在它们之上,他认为“大战略”就是整个政治目标。从那时起,有关战略和策略差异的争吵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要想取得成功,在某一时刻就必须将全部注意力放在一个战役上。这就是管理理论中目标管理学说的先驱:“将每一个参与的部分看作是整体中的一环,如果每一事都能预猜到,那么,‘司令官’就走上了达到目标的坦途。”
前不久,管理学的思想家们还从一流的军事思想家哈特(Basil Liddell Hart)(1895—1970),特别是从他的1967年出版的《战略》(Strategy)一书中获取灵感。今天的管理权威们——包括理查德·帕斯卡(Richard Pascale)都曾经运用军事的方法研究过像领导力、培训、动机和战略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