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初冬笔者受派遣，到云南大理市及山东青岛市考察复合木地板厂投资项目。先到大理，后到青岛，回程路上顺便到孔府观光，参观完孔府以后，乘的士回济南。
路上几个同伴纵说古今，议论儒教：“敬天命而尽人事”。儒家主张积极人世，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为医治天下的混乱提供一套法则。“克己复礼”，最终的目的就是使社会和各种人的思想言行能合乎规矩，使社会有序而进步。孔子生活的时代，社会上很混乱，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杀成仇，尔虞是我诈。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里，孔子的政治主张很难实行。但是孔子及他的弟子们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非常坚定。他们认定自己的主张能够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敢于负责，为此而尽心尽君力。他们信奉的“天命”，并不是西方人信奉的上帝，也不是佛、道顶礼膜拜的佛爷、神仙。他们说的“天命”是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孔子认为“天命”人力难以抗衡，但是祈祷——无用，所以要顺从“天命”，同时强调要尽主观努力去奋斗，去克服困难，实现礼治。他们不怕艰难曲折，努力奋斗，教化民众。他们极强的社会责任心，加上艰苦卓越的工作，争创业绩，结果获得空前成就。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圣贤，为促进中华民族的文明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同伴中有一位是云南大理林产总公司副总经理，他慷慨激昂地说：“职场责任心是一个人事业有成的起点，也是立足点。你很难想像一个毫无责任心的人能够成就事业。我的老领导教导我们要以极强的责任心律己、取人、用人，对我的影响最为深刻。记得我入党的时候，就因一件小事，被推迟转正一年时间。事情是这样的，我与老婆谈恋爱的时候，热恋之中有了点越轨行为，后两人因小事斗嘴，她怕我抛弃她，告到领导那里。老领导找我谈话说：‘如果你对爱人都不负责任，怎么还能对工作负责任，对党的事业负责任！所以入党转正要再考验一年。’现在来看，这种做法有点离谱，但我很感激他。他这样做，使我懂得做人、做事负责任的行为是多么重要！他还说：凡是对父母不孝顺，对老婆孩子不尽责任的人，都不能得到公司的重用。他要求员工对父母尽孝道，对家庭尽职责，是有道理的。我永远记住他的教导：有极强的责任心，全力做好工作，结果是业绩辉煌；如果责任心很差，那结果可能会引致祸水横流。这就是社会现实！”
正说得热烈，车子忽然慢下来，说有车祸。大家近前看，真是惨不忍睹：只见一部东风货车，两个前轮飞起，不偏不歪，正好落架在一辆小轿车的两行排座椅上，地上满是鲜血，坐在轿车里的四个人全被压得粉身碎骨，轿车司机半身子歪在车门外，早断气了……那情景之恐怖，令人心惊胆战。
我们的的士司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自称是孔子七十八代玄孙。看见车祸的悲惨景况，长吁短叹，说是天命注定，非人力可以转移。他说，那情景太奇怪了，怎么设想也不能重组案发现场，只好用命注定来解释。他说，对交通事故，交通警察也常感叹奇怪，难于设想那些结果……他告诉笔者：孔府有个家训，不信鬼神，只敬天命，尽人事。他说，人生富贵贫贱，都是天生注定的，如同日出日落，月圆月缺一样，白天和黑夜只有替代，没有交换。做人的责任就是努力做好身边的事，负责任的态度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比方开车的司机，把车保养好，不出故障，把驾车技术掌握好，不去瞎碰，不犯规则。但是，谁也不敢保证不出车祸。因为发生车祸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缘故。自己好好行驶，中规中矩，别人硬碰过来，你有什么办法避免？那就是天命！鬼神不可信，天道地变不能胜。有责任心，尽心尽力做事，是孔家后代信奉的做人准则。
他的一番议论，引发起笔者无限的感慨：对车祸是天命之说，笔者绝不认同。车祸原因的确非常复杂，造成的严重后果，的确难以想像。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体来说，还是人为因素起主导作用，是人为不负责任行为造成的恶果。试想上面的惨案，如果两部车的司机有一个明智一点，结果都可能不那么严重。笔者想到这里，毛骨悚然，记忆起在云南的时候，曾亲身经历的刻骨铭心的交通事故。
事故是从大理市回昆明市的路上发生的。云南航天局的一位副局长，为过开车瘾，争着自己当司机。他的开车技术只能说是刚刚入门，是闹着玩的。在下坡拐弯的时候，他操作不当，使轿车撞向路边的护栏石墙又弹回来，转圈400度以后停在路中间，车身严重损毁，底盘车架严重变形，好在车上4人都安然无恙！假设当时有车辆通过，那后果真不堪设想，可能车上4个人都到毛泽东那里报到去了！这起事故完全是人为因素，是不负责任不称职的后果。可以设想，假如司机负责任称职，坚持原则不讨好那位副局长，不把车让给他开，肯定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故；其次假如那位副局长称职，对他的客人包括他自己的安全负责，不去过开车瘾，也肯定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故；最后假如笔者敢于打破情面出来反对那位副局长开车，料想他也不敢硬来，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故。所以，不负责任，不安分守已，不按规矩办事，是造成这次汽车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
世界上有两种人，持两种不同的理论：即决定作用的“内因论者”和“外因论者”。责任在自己，是内因论者的结论；责任在于客观环境条件，是外因论者的结论。两种不同的理论指导，导演出不同的人生结果。可以这样说，成功人士多是“内因论者”，失败的人士多是“外因论者”。当然，社会上的事十分复杂，变化千姿百态，单纯以成功失败论英雄是有失偏颇的。美国职业培训专家史蒂夫·布朗为人们列出了一个可以自我测试失败的公式，他说：“一个人会遭到怎样的失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公式来预测，这个公式就是：人们越是愿意接受社会可以接受的借口，其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认为外因起主导作用的人几乎到处都有。他们对发生的事情不敢负责任，目的是逃避对失败的责任，因此，他们永远都不会有大的成就。认为内因起主导作用的人则相反，他们对发生的事情敢于负责任，虽然承担着失败的风险，但很有可能因此迎来事业的成功。因此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成为成功的胜利者。
毛泽东同志有段关于内外因果关系的精辟的论述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而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相互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他还说：辩证唯物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到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根据是不同的。
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论述，准确地道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真理：每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成功与失败，富裕与贫穷，福禄与祸患，安全与事故，其关键都在人，在于各人自己，在于各人的主观努力。懦夫，懒怠工作；庸夫，等待工作；勇夫，争取工作，创造业绩，不断进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诚实地对待自己，才能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不推诿责任，不强调客观；而是主动地、坦诚地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主动出击，成就可歌可泣的事业。人生的命运是不可抗拒的，人生的前途是未卜的。但是，只要我们不软弱地屈服于严酷的现实环境，而是顽强地奋斗，适应环境，那么就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历史上的名人，凡是品德高洁、成就伟业者，几乎都是从苦难的命运中挣扎出来，而不是天生的幸运儿。高尔基自幼丧父，当过流浪儿，做过学徒；莎士比亚做过屠夫、马车夫；富兰克林曾以做蜡烛为生；但丁从小是孤儿，并被教廷判处终生流放……他们无一不是敢于和命运抗争，结果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胜利者。
话又说回来，世界之大，事物之复杂，有些事的确是难以预料的。即使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常发达的今天，谁又能完全掌握自然、驾驭自然？人生确实有许多不可知的因素无法预料；命运，有时候也显得缥缈恍惚，难于把握。但无论祸福，都有一定的偶然性；普遍性是为人做事有责任心，对待工作负责称职，必然有比较好的结果。
“责任心”植根于两个基点：一个是主动的事业基点，事业心强的人，为事业成功而奋斗不息，会自觉地产生极强的责任心；另一个是被动的压力基点，人们为某种需要在被压迫下产生责任心，做好工作，完成任务。一个人的政治品德、行为道德，说在嘴上容易，而办事认真，敢于负责任却不容易，这也是取人、用人的一个标准。职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责任心，许多人能从一个普通的办事人员走上领导岗位，靠的就是责任心，信奉的就是“责任在自己”。企业领导者，要想经营事业有成绩，靠的是一方面自己敢于负责任，另一方面又重用敢负责任的人去办事，去完成艰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