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情绪劳动(管理者当然也是情绪劳动者)可以双向地为服务者和顾客带来好处(比如体贴的护士和配合的患者，优秀的演员和狂热的观众，细心的警察和老实的犯人)，但也会有潜在滥用的高风险。“你去死吧”的想法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尤其有害。地位越不对等，伤害越大，比如被谋杀的妓女，工作场所中恃强凌弱行为，牧师性侵儿童，集中营的仪式自杀，行私刑的暴民，“特别的经历”，“极端偏见的后果”，或是敲诈、绑架、恐怖主义、虐待带来的恐惧。所有这些与情绪相关的例子都登上报刊头条。这些可怕的例子也说明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类被放任不管时大多还是会做好事以及在极端不平等的情况下最大化个人自由就是最大化幸福”的想法是非常愚蠢的。
假如制度上的“背后支持”是好的，那么每个人都能在他人的约束下过得更好，假如这个约束别人的人处于不利地位，那这种“背后支持”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英国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将关怀和公正视为极其神圣的职责，不容侵犯。
关于“焦虑管理”，早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天主教的忏悔室。忏悔对人的灵魂来说本来是件好事——维护忏悔者当时的精神健康。我的一个大学学生发现牧师并不会因忏悔者的话而产生压力，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拥有执业许可。根据“圣彼得解答”所授予的权利，任何牧师所给予的意见“都立即得到圣彼得的认可”，这使牧师对自己犯错的担心降低到了最小。相比之下，社会福利工作显得更有压力，因为任何决定都可能引来质疑。保安人员的压力程度介于两者之间，因为他们被授予了权利可以做出任何合法的决定(他们的首席警官在合法范围内支持的决定)。和牧师一样，他们必须通过法律方面的培训以具有能正确判断的资格。只要一个判断的主体获得了资格认证，那么这个判断就是有效的，首席治安官(就像圣彼得)就拥有这样的权利。因此获得执牌资格的“背后支持”对情绪劳动来说意义重大。因此我们看到具备执牌资格的情绪服务例子：执牌咨询师(类似“忏悔室”工作并提出建议)、执牌保安、执牌殡仪业者等。
这些案例和文献资料都表明，压力是工作需求的部分功能和工人控制工作活动的程度，而这一道理梵蒂冈人在很早就发现了：授予多少执照可以通过调查、个人证词和观察来确定，但是自治、许可证和授权本身应当是一个整体。最终，我们需要联邦制度来授权、多边博弈来使用武力，而不是某个人“拿起枪就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