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抽象的经济、政治、社会甚至是神学理论已经解释了很多我们感兴趣的现象，对致力于情绪劳动条件改善的改革者来说还有更简单的方法——这些方法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轻易掌握。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裔的美国改革者先后在英国和美国运用“一般感受法”记录下贫瘠的公共环境，将对贫困的认识上升到政治意识高度。如果由此往回看，我们要问：如果沿着相似的道路继续前行，能否带来情绪劳动条件的改善？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从19世纪早期，人们的物质条件和教育水平得到了空前地发展。公共卫生标准，建筑标准，食品安全标准，反歧视法，针对不公平解雇、恐吓的法律以及工作时间的限制(跟欧洲大陆相比，英国和美国较为薄弱)等这些标准相继出台来保障劳动者的健康。例如空中交通指挥员，他们指挥着飞机降落伦敦希思罗机场，早在19世纪80年代他们就开始应用先进的工程学理论，在保持固定空间距离下，远程操控飞机的降落。再看看体力劳动者，在飞机边工作的垃圾清理工和行李搬运工同样也受到卫生安全标准的保护。在这些飞机上的旅客都由我们提到的第三类工人照顾：他们就是情绪劳动者，以影响他人情绪获得报酬。飞行时，空乘人员忍着焦虑的情绪，注意力不时被好动的小孩和哭闹的婴儿打断，还必须面带微笑毕恭毕敬地为商务舱的客人服务。他们通过平息乘客怒火或管束其蛮横行为来维护飞行的安全。空乘人员也能辨别出谁是机上表现最好的乘客，并会发自内心地多关照他们。在面对坠机事件时，空乘人员也被训练得要表现勇敢。到达后，旅客们会跟一系列的神情严肃的情绪劳动者打交道：护照检查处，海关出入处，或者滞留区域。
对大多旅客来说，接下来会跟亲切的伦敦出租车司机打交道，然后是说话温柔的客房预订员，自豪的服务员，也许还有试图达到快速时钟速度的“饮酒吧”和忙得不可开交的酒吧工作人员。如果想开心一下，游客能在奥克森登街的喜剧屋得到欢乐。如果生了病，医务人员几分钟就能到达。当说话能不歇气的夜间天气播报员播报“明天间有阳光和间有雷阵雨”时会让你开怀一笑。这些全都是情绪劳动。
一个想法实验研究显示19世纪30年代的体力劳动者宁愿选择今天的房屋，工作场所和建筑环境工作一整天，也不愿选择霍乱时代在Soho区的缝纫阁楼一天工作14小时；其同时代大多数脑力劳动者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那个时代的人如果到现在旅行会发现今天旅行会比19世纪30年代旅行更有安全感。没人喜欢被滞留，但即使是滞留，今天的滞留也比19世纪30年代更加规范，更加普遍，滞留发生的死亡率也大大下降。19世纪30年代的犯人可能更愿意跟今天的“被拘留者”交换位置。现在的“被拘留者”通常都有一位守卫警官、一位狱卒、一位法警护士陪着，这些人都有给予“被拘留者”关怀和公正对待的法律义务。绝大多数奴隶都会选择有报酬的劳动。一切进步有目共睹。
19世纪的伦敦的情绪劳动是否比现在更友好仍然值得怀疑。但我们可以确信致命传染病威胁并沿河任意肆虐，会使任何一个进行时光倒转旅行的人找不到一个干净卫生之处来容身。确实，在公共卫生方面立法干预取得的成就已经超出了先前改革者的预期。同样，如果我们像之前的公共卫生工作者那样努力改善一线劳动者的工作条件，那么可以确定一百年后的人们会比现在过得更幸福更加满足。
之前的公共卫生改革者详细记录了上千名工人强迫性工作的细节，汇总了每个区域的死亡率，调查发现了工厂区域的流行病、不卫生的饮水、残酷的居住条件、潮湿的地域环境、物质匮乏、道德腐坏以及精疲力竭等。通过大量定性和定量的比较，应用简单的方法拯救了百万人的生命，做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情绪劳动条件的改革同样需要对每次服务的双方进行比较调查，搞清楚每个一线工作提出的“普通礼节”是什么；不是仅仅通过媒体简单扫视一下对新奥尔良、阿布格莱布监狱、关塔那摩监狱和交战地区的报道。调查的内容还可以是关于你要乘坐的下一辆公交车的调查，你和时刻表对司机造成的影响，以及司机和时刻表对你造成的影响；调查情绪工作者为了安全地做好一份工作他们需要什么，这通常也会有利于顾客；学生对教授的批评通常能反映对教授和学生来说什么才是合适的；教授对学生的意见也有同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