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5个月来，美元持续劲扬──贸易加权美元指数从2014年7月的102，来到最近的120。某些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件好事。美国人现在几乎能以较去年低了将近20%的价格购得各种外国货。但是，对拥有广大海外业务的大型美国多国籍企业而言，美元的强势却造成了艰困的挑战。
一般的顾虑是，美元走高有损美国的制造成本优势，因为美元升值会让生产成本提高。但是真正全球化的美籍企业，出口的制造重心已经不在本土；那些公司在世界各地生产，也就是说，美元上扬对他们的生产成本绝非坏事。
真正的问题在于，庞大的海外业务利润认列在母国的财务报表时，汇率会让净利转换成较少的美元。这让股价承受下跌压力，因为每股盈余（EPS）成长较低，会导致股东对未来成长的预期降低，因而拉低EPS乘数，股价也因此下跌。像通用汽车（GM）、宝侨（P&G）、3M、Under Armor、KC、哈雷（Harley Davidson）、宏盟集团（Omnicom）和麦当劳（McDonald’s）等公司，因为惨澹的EPS成长，2015年时在美国股市一直表现欠佳，部分原因也是美元汇率对海外利润造成的压力所导致。
大型美国多国籍公司的海外业务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可以这么想，持有一家标准普尔500（S&P 500）公司股票的股东，目前持有的本益比为20倍，也就表示，他们其实支付的股价当中，一倍是针对当前的盈余，而另外19倍是为了未来的盈余，这暗示了未来会有很高的利润成长。所以，对于股东的20倍期望，海外业务必须长期作出重大贡献。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国际市场中建立市占率，并且让获利能力超过资本成本。
但是，当华尔街股市因为美元相对走高而重挫这些公司时，却削弱而非强化了那些能在国际营运中驱动长期价值的企业行为。华尔街带来的压力，鼓励美国多国籍公司尝试提高从海外业务获得的利润，让这些利润以美元计价之后达到华尔街期望的水准，并且现在就要办到。
应对华尔街压力最立竿见影的方法，就是在国外市场中抬高以当地货币计价的价格，如此一来，从外地获得的利润就能被转回较多的美元，也会有较高的EPS。这是短期获利能力教战手册中，最古老的把戏：牺牲市占率，用提升定价来赚取更多。任何体质相对健全的公司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除了高度竞争的市场以外，平均每个市占率百分点的利润上升速度，通常快过市占率的下滑速度，短期利润因此增加。但是这么做造成了公司市占率萎缩，而几乎在各种情况下，赢回市占率远比一开始就保住它困难。
因此，在华尔街能够有效迫使企业回应它压力的情况下，华尔街得以让那些企业提升定价，市占率变小，并且让它们建立了价格伞（price umbrella），使得其他非美籍竞争者得以在伞荫下蓬勃发展，导致美国公司的竞争力更为脆弱，这种种情况，都造成美国企业的国际业务缩小。大多数情况下，这会破坏长期价值。华尔街对企业施压，结果导致它声称要「帮助」的那些公司，进行一些按理来说应有利于股东、但却对企业本身有害的活动。
讽刺的是，华尔街先制造了问题，之后又会协助修正那个问题──不过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经由摧残美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它会帮忙把美元汇率拉低，这会让海外利润的价值更高，因此随着美元走跌，美国多国籍企业的利润会在短期突然上扬──但这是建立在较小的业务基础上，因为华尔街现正鼓励企业「用市占率换取利润」。这时候，华尔街欢欣鼓舞，因为业务规模变小会造成EPS成长。有鉴于华尔街的记忆力实在太差，它会忘了这点：如果当初没有造成公司牺牲国际市占率，那当前的EPS会更高。
麻烦在于，一旦这个循环形成了，美国多国籍企业的强项与竞争力将会减弱，这对全美国都有损害。强势美元与短视思维的结合，就会造成这种无可避免的结果。
解决方案是什么？其实相当容易。投资人在思考未来价值时，应该在意的是经过货币动向调整的EPS──不论是升值或贬值。为了因美元疲弱而暴涨的EPS欢欣鼓舞，或是为了因美元强劲而下滑的EPS黯然神伤，两者是半斤八两。美元的短期波动就是「波动」，如此而已。从经济学家开始计算波动以来，它们就一直存在。如果国际业务的获利高过资本成本，股东唯一真正需要关心的，就只有市占率的成长。这正是结合了强势的美元与健全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