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好准备，以迎接这个以数字化和全球化为特征的新世界的挑战。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过剩经济的时代，在市场上从生产资料和金融资源到专利和人力资源，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显得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竞争力的来源将最终转向那些我们无法触摸到的无形方面，未来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所需要的是他们能切身感受到的领导、战略、组织、产品和服务等，这些新的竞争力来源因素需要与我们的理解能力、开发能力、情感和想象能力相互支持与配合。在如此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我们不能再依靠传统的领导方式，我们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导：是创新的领导、是热情的领导、是激情式的领导。
这是一个物质充裕的时代，我们大家也都感受到了竞争正在进入疯狂的状态，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一个普通中国人平均每天接触到247个广告这一现象呢？又如何理解他或者她在十八岁成年以前已经遇到过三十五万种商品这一现实呢？因此梅塞德丝·奔驰公司在它的一个电视广告上采用一个女人处于高潮的画面就不足为奇了，而在米勒公司的啤酒广告中一个魔术师让头发从围绕在他身边的女人们的胳肢窝下面长出来的画面也不该算希奇。过剩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出现，极端的时代必然需要极端的措施。在1996年日本市场上引人了1000种新的苏打水品牌，但到现在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品牌还在继续销售。在同一年，索尼公司发布了5000种新产品——平均每个工作小时发布两个以上的产品。在一个家用电器产品生命周期已经缩短到三个月的市场上，也许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然而与沃尔特迪斯尼公司比起来，索尼的创新纪录还只能得铜牌。迪斯尼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米歇尔·艾森纳(Michael Eisner)宣称，他的公司平均每五分钟就开发出一种新产品——一部电影、一本小画书、一盘CD或者其他什么别的。挪威是一个只有四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家，但他们的消费者却有200种报纸、100种杂志及20个电视频道可供选择。
知识爆炸也同样在持续。印度的班加罗尔是世界上软件开发的第二大城市，目前有超过十四万名信息技术工程师在那里工作。那么这些印度工程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如何呢？一般来说是依资历的不同从每月500美元到每月1000美元不等。从这一现实出发，将来你又有什么必要去雇用来自德国、瑞典、英国或美国的工程师呢？这个世纪确实是一个充满天才的世纪，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科学家中的约90％今天仍然健在。1960年，美国的院校有5000名MBA毕业生，而去年这个数字就已经达到了75000人。在英国，MBA的课程数在三十年问从两门增加到了130门。这是一个“更多”的时代——更多的惧怕、更多的快乐、更多的不确定和更多的竞争。
不容置疑的一个现实是，在最近的将来一些相似的公司将会过剩。这些相似的公司雇用拥有相似技能的同类员工；以类似的质量、价格和性能提供相似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它们之间的竞争是难免的。作为消费者，一旦你习惯了被迫去拥有选择的自由，你将会喜欢它；而作为企业老总，一旦你所在产业的供给超过了需求，你将不得不求助于有需求的客户，而且这些客户还成了说一不二的上帝，你将会憎恨它。在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过剩的社会里，你无路可逃也别无选择。也许正如因特尔公司(Intel)的总裁安迪·格罗夫(AndyGrove)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神经病才能存活下来。
那么在一个过剩的社会里你如何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呢？答案是你无法做得到。我们的观点是未来的成功将取决于对有利于持续地(再)创造顾客价值的那些条件的开发利用。在我们看来，这个过程要涉及到企业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方面并且永无止境，只有这样才能持续不断地形成竞争优势。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舒姆佩特(Joseph Schumpeter)曾经指出的那样，成功将建立在不断地破旧立新能力的基础之上。当许多硅谷企业在告诉其员工“放弃你原有的产品”时，所希望表达的也正是这么一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