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个重要的社会功能，但这一点还远远没有被人们认识到。
福利化国家约100年的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第一次引入社会保险作为开始，虽然至今达到了以前无法想象的规模，但是现在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福利化国家已经到头了，不是因为它完成了任务，而是因为它经济上再也承受不起了，因为它的组织形式不管用了。
福利化国家走到了尽头，但是福利的负担却依然存在，或者产生了新的福利负担。我们还是有许多极需照顾的老年人，如果想想养老保险的状况，想想我们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么我们面临的不是从前那样两个就业人口养一个老人，而是两位老人必须靠一个就业人口来负担的局面。这些老人与过去的老人相比，寿命还长得多，由于他们需要更长时间的医疗服务，因此也必须更长时间为他们支付更多的钱。我们还有病人、残疾人、酗酒者、吸毒者、无家可归者以及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我们有失业者，很多国家的失业率很高，甚至高达30%，还有青年失业者。年老失业是一种悲剧，年轻的失业者是社会不稳的一个根源，会形成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刑事案件、暴力等潜在因素。
福利化国家在经过了100年的发展历史以后必须面对以上这一切问题，也许需要更多的智慧、努力、同情、怜悯或者其他什么理想和崇高的使命感来解决。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必然的，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呢？答案要依赖于世界观的立场了，可事实还只有一个。不看意识形态立场的人们又没法维持下去了，目标可能是一致的，途径和方法则几乎没有。一切组织都有管理机关，行政部门有管理岗位，但他们履行的职责和工作能力是很值得怀疑的。他们的费用虽然算在社会产值里，但他们却是几乎没有产出的。各种组织的形式、工作流程、领导结构等可能以前曾经起过作用，现在成了多余。他们也绝不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对象。
把一切都“管理”起来、安排好、控制住的政策几乎在任何领域里都已经无法预期、不起作用或值得怀疑，无论是外交政策还是对内政策，无论是安全政策还是福利政策，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金融政策，无论是环境政策还是家庭政策、教育政策还是科技政策等。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还可以照原样维持下去了。
过去所取得的成功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但这些成功已经过时了，还带出了新的问题。比如将来的家庭政策应该怎样？以前的婚姻关系是终身的，因为教会的规定和经济来源等因素，但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成功的解决，几乎任何国家都允许离婚了；而确实也有1/3的婚姻得到了解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个性独立和不固定伙伴的单人家庭生活。妇女们经过了100年的抗争后不再依赖于男人的供养，可以自由决定生活和职业上的发展，因此妇女的任务和目标也摆脱了以往数千年来一成不变的模式了。
下一步要执行什么样的对外和对内政策？生活与经济区域一体化范围已经推进到非常成功的地步，人们愿意享受一体化带来的好处，但又不愿意同时接受它的缺点，如大量的人口流动、过度的外来影响、竞争的加剧、就业岗位受到威胁、货币稳定受威胁、外来的规定、自主权的损失、对一些决策的不理解以及跨境的刑事犯罪等。
有些人对事情的理解出于自我感受，出于担心和害怕，这些感觉可能是模糊的、没有道理的，但是这样的想法却对人们的行为有实实在在的影响。
如果加上人们每天接触的媒体宣传，世界各地都有战争在发生，战争的诱因与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的战争相符合，接着又同样是国际政治的反应；如果人们看到国际组织的干预（无论称作什么）结果几乎都是事与愿违；如果人们看到放到面前的“繁荣景象”只能靠“人工浇水”才能存活，那么对政策可信度的降低也就不奇怪了。人们听到呼吁，尤其是呼吁团结和提供帮助，这种呼吁的出现会有什么结果呢？如果什么人都不认识，那么要去团结谁；如果帮助的效果再也看不到，那么还要帮助谁呢？
难道团结不是彼此离得很近、相互理解和了解，至少可能面对面的相处，一切的感官可以参与的交流吗？团结的表现形式难道不是本土主义、民族主义、乡邻意识、小团体意识、帮派意识、家庭、氏族、宗族、部族吗？这些是千百年来人类情感演变的条件，共同生活的游戏规则，以及一个集体的内在联系。如以前的天主教教会（尽管包括了上亿人口）等大集体组织，显然都明白其中的道理。这样的组织很庞大，但他们也有小范围的层次结构。过去大军队的营级和团级单位也普遍根据士兵来源地原则来组织的。
那么一体化政策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不是必然出现一种“逆向运动”呢？这种结果今天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了，但逆向运动的形式、特点和表现形式还无法预见。我认为极有可能存在分化或瓦解的阶段，目前可能听起来难以置信，因为人们还在那么专心于实现最后的一体化步伐，如欧洲和中东。
同样的事情在欧洲也会发生，欧洲的一体化并不是不可逆的。即使引入了一种共同货币（实际上可以强行推行）也根本不能说明经济上的事实。其他强势货币同时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欧洲统一货币也只能徒有虚名。发生分化瓦解的过程不一定非要回到原来的统一国家，已经根本不要一个功能完整的统一国家。种族因素、地区因素将发挥作用，利益也将发挥作用，但不再是那些导致出现当今那些政治派别的利益组织了。
经济上的等级利益、世界观或宗教意识上的价值观取向将难以继续成为主导。但有一些别的情况倒是可能会发生的，例如，在大众传媒的配合下，任何数量的多数人都可能受到少数人的逼迫。包括某种类型的民众请愿活动，为了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或其他利益组织起来的小团体提出自己的诉求，有些是长期的、也有临时的，视情况而定，有采用民主方式的，也有采用现代各种恐怖手段的。面对恐怖行为，任何发达国家都几乎束手无策。
各种经济体和社会处在上述现象的压力下，许多关键时刻都可能出现局部崩溃甚至全面崩溃，或许在暴力的大规模迸发中毁灭，在经济的灾难中、在动乱中灭亡。这是一种可能；他们也可能在萎靡不振中苦苦支撑，眼睁睁看着发生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变化，陷入濒临死亡阶段。这是另一种可能。两种结局在历史上屡屡发生，强国和帝国的崛起或没落都有大量记载。
我们不需要去找其中的规律性，另外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积极地面对一切挑战，振兴经济与社会的动力和组织实施。值得承认，这种动力常常来自于前面遇到的灾难，例如，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后、罗斯福新政以后、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与日本的重建。历史上的例子还有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等。
无论改革和振兴运动出于什么原因，关键都是出现了新的领导。我要强调的是领导，而不是领导人。在这种情况里当然也出现了新的领导人，但这些领导人在事隔不多久就往往又带来更大的灾难。
我这里说的不是领导人，而是领导。有关领导人的历史已被写得足够详细了，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学习，但有关领导的历史还没有人写过。
我们可以实现领导工作的全面振兴，这方面的前提条件是最好的，同时也是最差的，这听起来多么矛盾。最好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多极化的社会，其含义可以理解为：价值、观点、目标与目的的多样性。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同样重要的，我感觉很少被注意到的是我们要把一个权力中心、一个或少数几个干预中心、控制中心和指挥中心改变为许多个。
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集体组织，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种类之多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能相比的。现在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不是他个人在做，而是作为某些组织的成员、员工或使用者在做。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中心，都是权力、组织和指挥中心，只不过有的大些，有的小些。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绝对和相对这么多人承担事实上的领导任务。这是生机勃勃的领导队伍的有利条件，这是一个优势。
同时存在的弱点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很少人对完成领导任务做好了系统的准备。在领导领域既没有教学，也没有培训，甚至连知识介绍也没有。我们既没有针对好领导的标准，也没有针对差领导的标准。
这里我要指出一个离奇的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出现那么多关于管理书籍杂志、培训班，也从来没有那么大的培训费预算。我们有了著名的商学院，以前从来没有那么多数量的MBA培训项目。这是数量上的例子。那么内容怎么样呢？
与领导和管理学这个名称有关的教学内容有哪些呢？我们对内容进行分析后得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答案方面，从来也没有过这么大的意见分歧；而什么才是正确的问题，意见就更不一致了。
商学院里教给学生的主要都是些行政管理知识，这也跟它的目标相符，相当于德语中的企业管理学的某种类型。课程都是关于生产与公司财务、人力资源与市场营销、国际关系、公司战略与公司结构等。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管理学”名称；但还是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产的领导，虽然教的是市场营销，所教的内容还是生产，而不是生但不是市场营销的管理。
我并不怀疑，上述课程都很重要，这些领域的知识永远不嫌多，受过良好专业培养的人员永远不嫌多。我并不认为年轻人不需要受到高等教育培养，正相反，我们必须告诉年轻人，单是接受过专业培养还不够，他们还必须另外学习如何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践中，尤其是如何在一个集体组织里使用这些知识。
上述正在发生的变化给所有集体组织的领导队伍提出了最大的挑战。清晰的思维、缜密的行动、榜样式的举止、领导的可信度都被提到了最高的要求。市场的变化、技术的发展、产品的创新要求、生产、销售和信息系统等，带来了最大规模的任务和极大的复杂性。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做一切事情的社会效果。我们不仅将改变生产、销售和消费，我们还将改变工作、教与学、知识和能力、说和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对待别人的方式，尤其是我们必须改变领导的管理方式。
这一切都与管理学有关，我指的管理学是对一个社会的一切建设、控制、指导和发展等作用的总称。这里我暂时没有把管理学和领导加以区别，尽管我基本赞成其中有某些差异，而这种差异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也确实被夸张到了极致。
管理学的环境是组织有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无论人们做什么都是一个组织范围里的事情，无论是消费还是生产，无论是教还是学，无论是生孩子还是埋葬死者。将来的经济活动，不是以前那种以原材料和人工劳动为资源的经济活动，而是知识将成为提高效力和创造财富的关键因素。
因此我建议，应把管理学理解成把知识转换成效力和成果的科学。从这点出发，我认为可以最好地理解领导的作用。领导人员要在有组织的知识社会里发挥作用并取得成绩，那么在这种认识下就能更好地完成领导任务、掌握领导手段、遵循领导的原则。有了这种认识，就可以把对领导提出的要求、领导的职责和责任诠释得更加全面。
领导必须符合明文规定的确切标准，制定这样的标准可不是件容易的任务，即使是制定最新的国家宪法、设置执行和遵守宪法所需的机构也不会这么难。
数千年里的领导们在做什么事，如何去做，只能被看作是次要的，因为普通人触及不深。若普通民众真要遇到什么事情，那也只能接受无情的命运。尼罗河下游河谷的农民有谁去关心1000公里外底比斯的法老在做什么，如果他要关心法老的事，他能做什么？以前的领导算不上很重要，重要的是能够生存下去。现在的领导可重要了，无论什么层次，在哪个集体组织里。几乎一切都与领导的质量和能力有关：富裕水平、健康状况、教育和培养，还有最终活得是否有意义等问题。
贵族的行为还可以被看作是“贵族的事情”，因为这与生下来就有的特权有关；神父的行为是“教会里的事情”，这是有宗教原因的、不容讨论的；企业家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企业家的事情”，因为他要冒财产的风险。
组织有序的社会里，领导人物的行为却是公开的，因为他们是某个集体组织的“雇员”，他们是用别人的钱供养的，他们也在管理别人的钱。他们的行为看得见，因为在媒体社会里已经没有什么事可以藏起来和掩盖掉了。领导的行为被拿来讨论、评价和批评，越来越多的人要拿领导们做比较，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人有了选择权。以前人们对领导必须忍受，今天的领导可以被接受，也可以被拒绝。人们可以摆脱政治家，至少可以一段时间离开某个组织，如果是脑力劳动者甚至还可以带走他的资源。我不想贬低目前还存在的那种强迫式的劳动关系，但这种情况比以前少得多了。
领导人必须把自己的水平展示出来，让人看得见。一个人的可信任度和可靠性最容易受伤，容不得他犯多少错误，有些错误更是绝对不允许犯的。领导人的信任度是应对当前所处的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因素，同样重要的还有领导机制的发展、培训机构的发展、领导人员的组合、领导人的选择和岗位安排、在领导出现不好的业绩或者明显的目标任务完不成以前进行业绩的评价、错误行为的处置，直至撤换。
要把领导的标准明文规定下来，初听起来可能有点荒谬，但这样才正是从领导艺术到领导职业的历史性道路。这并没有降低领导艺术的重要性。领导依然有发挥天才和独特作用的余地，领导艺术能不断创造新的、更好的标准。
世界和人们的生活都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靠艺术，而是靠职业，不是靠天才创造出优异成绩，而是靠把艺术变为可以教、可以学的技术。这种变化已经带来了医学上的进步，千百万人得到了良好的医疗服务。达·芬奇的接班人都不是天才，而是成百上千的工程师。伊姆贺特普、菲迪亚斯、布拉曼特和勒柯布西耶（以上四人分别是第一座金字塔的建筑师与设计者、古希腊宙斯神殿中的宙斯神像的雕刻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大师和法国20世纪现代主义著名建筑大师）他们的接班人也都是无数的建筑师，虽然没有创造惊世之作，但为人类做出了满意实用的成果。莱特兄弟的接班人就是千万个职业飞机驾驶员，他们每天把数以万计的旅客安全地送到了目的港。
先驱者和天才们的成绩经历了几千年还在被人敬佩，普通职业人、手工工匠们的成绩没有惊天动地，但他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数以百计行业里成功的事，从领导这个角色上不必看作是不可能的。1946年丘吉尔在五角大楼与一个约30人的美国最杰出的军事家团队的一次非官方会面时曾说，他知道美国有巨大的经济实力能够筹集到所需的战争物资，但实在让他感到惊讶的是，美国人能够在短时间内投入如此巨大数量的、杰出的军官。
带领着最终超过1 000万男女军人的数千名指挥官是从哪儿来的？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他们来自军事学院，他们在学校接受了培养并储备着能力；还有的来自训练营，这些训练营是因珍珠港事件的激发而动员建立起来的。
在军事领导领域可以成功的事，当然也可以在民间每个领域获得成功——一门只有少量人掌握的艺术，一个服务于多数人的行业和职业。领导的内容和方法可能不同，某些原则可能相类似。无论哪里都存在领导的必要性，每个社会为了成功地、和平地如愿实现当前的社会变革，都需要大量有能力和负责任的领导队伍。我们不仅需要工程师，而且需要懂管理的工程师；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家，而且需要能当领导的科学家；不仅需要企业经营者，而且需要把知识和通过管理把别人的知识转变为成果的企业经营者。这不仅适合经济界，也适合各种集体组织，而且不光是最高层次上，也适合一切有领导任务的各个层次。
我们今天还不能依赖向管理领域的投资，但是这种投资将会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更大地决定着集体组织、行业、国家和经济集团的实力和竞争力。同时，它还对富裕程度、消除贫困、纠正生态破坏起到关键影响，还决定着年轻一代人有一个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