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这个时候，当学生返校时，我总是发现自己在思考，为何自己会当教授，以及我准备对未来的企业领袖传授哪些原则。但是今年特别令人兴奋，因为许多雇主逐渐宣布调整对家庭友善政策。而且奥巴马总统刚跨出历史性的一步，增加公务员可动用的带薪病假，同时也呼吁实施前所未闻的全国带薪假期法。
我现在甚至相信，美国人对成功企业和成功人生的定义，正处于革命性的改变。企业和议员开始了解，许多人长久以来对于「什么做法有利于劳工及其家庭」的看法，也有利于企业和国家经济，那种国家层级的改进早该发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自豪，全美国受人尊敬的200多位商学和管理学院同僚本周加入我的行列，促请国会认可这项广泛的福利，确保所有劳工都能动用带薪家庭病假。为了我们教育的未来企业领导者，以及他们将指挥的劳工，我们在这封连署信里要求通过「家庭与医疗保险病假」（FAMILY）法案。
FAMILY法案会让劳工能够在休长达12周的假期处理重大的健康问题、包括怀孕或分娩，或是照顾孩子、父母或伴侣时，同时能赚取一部分的薪资。这种假也可以用来领养孩子或特定的军队照护（军眷请假照顾受伤军人）需求。至于款项则来自雇主和员工的小额贡献。
现在，当发生重大疾病或伤害时，数百万名劳工被迫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作选择。只有13%的劳工能动用雇主提供的带薪家庭假，不到40%的劳工能动用雇主提供的个人医疗假。在企业内和企业间的资料显示，员工动用休假，因产业、职务、薪资和技术层级而有很大的差异。
那种做法，丢下太多人不管，并且破坏健全的商业实务。效应会像涟漪般在各个社区散播开来。当员工因为家庭变故而士气低落，生产力下降，例如有孩子或亲密的人生病需要照顾时，企业也会受到牵连。我在课堂上看到那种影响，有学生表示很担心工作场所的挑战将会阻碍他们的家庭和职涯抱负。在一项针对1992年到2012年华顿商学院毕业班级的纵贯研究中，我们发现，在20年间，那些准备生小孩或领养小孩的人数比例从79％下降到42%。这种婴儿荒（baby bust），有一部分是因为害怕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无法使为人父母的生活过得顺利。
在有些已经实施带薪假期政策的州，例如加州、康乃狄克州和新泽西州，我们掌握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种政策既符合商业利益，又能提供员工管理本身工作和家人所需要的支持。带薪假期能减少离职率，提高员工忠诚度，这使得企业能够节省成本。它也让员工能够贡献更多时间和注意力在家庭生活上，进而拥有更高的控制感，提升效率、参与度和生产力。
幸运的是，有些主要企业认可这些好处，最近，像微软和Adobe等科技业者已经扩大他们的休假政策，以吸引和留住一流人才，而像Google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等企业的经验也显示这一点行得通。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仰赖所有产业的所有公司都能够（或愿意）作出类似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联邦立法很重要。
FAMILY法案会为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全国性的带薪休假政策底线，不论这些企业的获利率如何。这项法案采用熟悉、经过测试的保险总额架构，并且以令人负担得起和负责的方式分摊休假的成本。来自其他国家的数据，和已经采用类似计划的各州，再加上许多同事和我已经进行的研究调查结果，都证明了它是健全和明智的方法。
在我们的信上连署支持这项法案的人们，包括来自将近90所学校一些最著名的商业教授，也包括美国声誉最高的机构。我们希望，这会增加支持带薪假期的重大动能，以及增加像全国女性与家庭伙伴关系（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Women & Families）等拥护团体的努力行动，该组织正为了FAMILY法案而带头冲锋。在这个机会时刻，国家必须采取为人口、劳工、以及现今与未来企业而建立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