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看重长期声誉
领导者在自己设有营运据点的几个国家里拥有杰出的声誉，他们对这一点的重视，比落后者高出10倍；这是我们发现的最大差异。为保有那种声誉，他们建议对在新兴市场的投资采取长期观点。在某些情况中，就是放弃快速和轻易得到的利润。有一家公司从本地而非全国取得资源，以协助本地供应商，尽管它的规模经济可能是透过从全国取得资源而来。领导者对那种长期观点的重视，是落后者的两倍。
当大型企业在海外经商时，他们不只是经济行动者，也是政治行动者。他们对地方经济的影响相当大。美国企业通常被视为不只是企业，也是政府的延伸，不论他们是否同意这种说法。因此，企业投资地方市场──不论那意味着运用本地供应商、创造工作，或是投资于改进基础设施──并且向本地媒体传达该公司所做的事，是极为重要的。一家在孟加拉建立管线的能源公司，沿着提议的路线设立职业介绍所，协助被迫迁离的农民找工作──通常是指在该公司内找到工作。
如果一家公司做这种努力，人们会将它视为该地区经济生命中的一股正向力量。否则，企业很容易就会被视为环境的贪婪、剥削、掠夺者。这会损及公司的声誉，并阻碍未来的成长和利润。
领导者了解这点。落后者似乎不了解。事实上，在减少风险的做法中，落后者比领导者更看重的只有一项，那就是进行「抢先的公开宣传活动，以抵消大众的负面反应」。但虽然公共关系可能有效，如果没有实际行动加以支持，公关也可能加重它极力降低的名誉损害。
2. 避开很难遵循法规的地方
法规问题是头号的风险来源，它可能因为地方上的政治不稳定，而在新兴经济体中突然浮现。领导者认为，避免在法规环境让人难以遵循的地方经商，比较重要（比例是5比1）。他们也认为与地方政府合作很重要，比落后者更看重参与政治流程，比例是将近3比1。
最佳路线通常是与这些管辖区域保持距离。一位任职于某国际农业公司、要求匿名的高级管理者指出，他的公司拒绝投资乌克兰，即使它拥有堪称全球数一数二、大量优质的耕地。考虑到近年来该国爆发的冲突，他的公司认为政治和法规风险都太高了。相形之下，2010年在婆罗洲，印尼政府采取地方分权，某个地方当局改变了法规，邱吉尔矿业公司（Churchill Mining）因此丧失了它所购买的土地使用权，并花了4千万美元进行调查。这个案件目前在世界银行的投资争端法院中悬而未决。
即使在更稳定的环境中，法规也可能很夸张和难以遵循。例如，巴西27州每一州都有自己的税制，「而且制度一直在改变，」巴西罗赖马州税务长罗纳多．尼迈耶（Renato Niemeyer）表示。根据尼迈耶指出，企业的回应方式通常是延后缴税，因为[延后缴税]罚款相当低，而准时缴纳反而因为税制很复杂而更昂贵。但是尼迈耶说，这种做法是在引诱贿赂，因为当公司确实缴税时，「贪官会向该企业索贿，以减轻罚款或是改变税法来图利该企业。」这是一个可能扩大亏损的风险聚集例子（一项法规事件会导致贿赂问题，进而使企业名誉败坏）。
3. 审查管理者和分包商是否有遵循法规的文化
假如有下面这些情况，使得企业因此涉及贿赂和舞弊行为，那么所面临的风险又更高。这些情况像是：企业必须在新兴市场设立地区分公司，因此加强与地方上的分包商合作，而这些分包商有付通融费给政府单位的习惯；或是遇到的政治盟友不被认可，又自认索贿不足，总是在寻找额外收入。但是若企业严格遵循法规，并认真对所有员工进行国际和地方法律训练（这意味着进行持续对话，而不只是勾选清单上一个方框就交差了事），领导者就会以将近7比1的比例，更加重视灌输企业的道德价值。
如同包装业巨擘毕玛时（Bemis）的前全球财务法令遵循主管泰德．温顿（Ted Unton）言简意赅的说法，毕玛时的主要疑虑是道德，而非「海外反贪污行为法」（FCPA）或法规。地方子公司必须以母公司接受的方式运作。你必须遵守规范。如果违反规范，后果代价将远大于面临风险的金额。」
要避免陷入贿赂和舞弊圈套，关键是实施遵循法规的文化，建立和维持特别针对地方文化量身订做的政策，并且对在地的第三方先进行仔细的实质审查，之后才和对方合作或接洽。落后者最常出错之处，是没有彻底调查他们子公司的本地经理人，甚至更常见的是，没有监视他们的本地经理人接洽的分包商。这样做需要时间和金钱，但可能更重要的是，需要坚定的承诺和投入，确保他们会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美国一家在印度营运的消费商品和耐久电器公司高级管理者告诉我们，他阻止他的经理人支付「加速费」（speed money，从20到100美元不等）给地方稽查人员，这些稽查人员总是在公司工厂里发现问题。在建立这项政策，并且对公司业绩产生短期负面影响之后，稽查人员就不再上门。
有很多费用可以省下，而且企业若是改进策略和战术来控管这三大风险，可以在新兴市场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