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全球化的、复杂的商业世界和企业环境中，领导力是至关重要的。想在全球市场欣欣向荣，需要领导力。不过，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注意到，由于领导力方面的冷漠和不敏感，公司在文化和商业方面存在明显的失策。
我们曾经为一家澳大利亚金融公司工作过，这家公司在英国购买了一家分支机构。英国公司的销售运作是建立在当地的非正式网络上的。澳大利亚公司坚持自己的销售方式，并花了几百万在再培训上。尽管有着共同的语言，但本地的文化和分支机构的力量却被完全误解了。竞争优势和差异根本没有被接受到本地的情境中。英国公司的业务模式是建立在一种业余销售力量的基础上的，销售队伍就居住在他们服务的社区之中。但这并不是澳大利亚母公司希望的运作模式，所以它尽力把其结构强加在新收购的公司之上。这导致了文化和业务模式的完全错配。同样有趣的是，澳大利亚的管理层其实理解问题是什么——但他们就是选择忽视它，认为他们可以推动英国消费者用他们的方式来做生意。作为这种文化不敏感性的结果，他们未能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一旦确定了错误的路径，澳大利亚人就坚持走下去。自我意识控制了一切，损失增加了。最终，英国公司倒闭了。
“全球性CEO们需要与人和睦相处，与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和睦相处。现实情况是，各国的特定文化仍然非常重要，需要被所有商业领导人牢记在心。”凯文·凯利在其著作《CEO》中说，他生于澳大利亚，是海德思哲国际咨询公司的CEO。“当我来到欧洲的时候，我很快就意识到，我的领导方式需要改变。美洲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亚洲国家也一样，他们常常喜欢一种更为直接的管理方式。他们期望领导者引导方向。在欧洲，我不能下指示，指出我想要什么(如果我真的想要谁去做的话)。相反，我需要商量然后谈论，聆听其他人的想法和建议。即使我不使用那些建议，但欧洲人还是需要这种请教。这并不意味着决策要花更长时间，从长远来看这是值得的，这让我得到了我的欧洲同事的信任和忠诚。”
凯利继而引述了一个美国CEO的例子，他被任命去负责亚洲的一家银行。他到了那儿，并且告诉每个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错的，不是事情没有按应该的方式完成。他坚持了六个月，因为尽管他能够管理一家位于美国的全球性银行，但一家位于亚洲的全球性银行给出了许多完全不同的文化挑战。
其他的类似例子有很多很多。领导者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们最近在澳大利亚，当时一家电信企业的投标未能符合要求，因此被逐出一个全国性宽带网络的竞标过程。这一错误使公司的市值出现了剧烈的下跌。可是，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领导者不想把事情做正确的。领导者们竭尽全力，但还是时常出错。为什么？因为我们对领导者们的期望是巨大的。我们期望文艺复兴时期的男男女女来领导我们的企业。但是，我们发现的仅仅是普通人。
“事实是，经理人生涯已经改变了。仅仅20年前，成功经理人要求的素质是功能导向的。除了不时到海外分公司待一段时间外，经理人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同一种文化之中。高级经理人的角色被仔细地——也许是舒服地——描绘出来了。交流都是本地的、个人化的，而且会视经理人的方便而定。市场是单一的，而且被设定成线性的。”伦敦商学院的前院长劳拉·泰森(Laura Tyson)以及前GE经理人尼格尔·安德鲁斯(Nigel Andrews)说，他们领导了一个有关企业不断涌现的对于培训的要求的研究计划，以100多次与横跨多个行业和地域的全球性公司的经理人的面对面访谈为基础。“全球化不单单是把工作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全球化是一种艺术——一种人类关系的艺术，像其他艺术一样，它以从教训和经历中收集并在连续不断的实践中不断磨练洞察为前提，这种洞察力总是在全球的公司经理人的套装里。全球化是关于全球范围的管理和领导的实践。”
伦敦商学院研究得出结论：公司需要的经理人要贴上他们称之为“全球业务能力”的标签——“在一个不可预测的全球商业环境中有效和创新性地思考、决定和行动的能力。”在其著作《未来的完美——全球化的挑战和隐含的承诺》中，《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的约翰·米克尔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合成了术语“cosmocrat”——由“全球性的”(cosmopolitan)和“官僚”(bureaucrat)组合而成，指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商人和一个正在出现的设想中的全球统治精英中的一员。
“我们在谈论一个全球精英阶层的出现——在全球也许有2 000万人。这个阶层正在形成之中。”米克尔斯维特和伍德里奇解释说。“它是由那些有着类似的全球化生活方式的人和那些用思想、人脉和厚颜无耻来掌握国际经济的人所组成的。它在形式上是一个由西方教育体系和公司制造的精英阶层。然而，尽管受西方教育的人群当中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他们的价值观是全球普适的，他们的制度在扩展到发展中国家时并不足够好。西方的教育制度和公司应该扩展，以从发展中国家招募有才华的人。”
米克尔斯维特和伍德里奇预计全球精英的数量到2010年会接近翻番，而且可以预计中国、印度和巴西也会开始培养他们自己的全球精英。他们——尤其是印度——已经产生出了一个极大的领导者生产线。但这仍然不够。简单地说，全球性领导者并没有多到俯拾即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