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作为术语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源自“strategos”一词，意指元首或军事统帅。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间，对战略概念的解读仍主要强调其军事性。卡尔·冯克劳塞韦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19世纪前半叶所作的综合性阐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范例。他写道，虽然“策略……(系)交战时为军队所应用，战略(则是)为了战争的目的服务”。不过，直到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战略这一术语才开始进入到商业世界，在20世纪才真正开始普及。
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并未对战略思想和行为起多少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在以工业企业间激烈竞争为标志的这一阶段，事实上没有哪家企业有能力对市场产出产生显著影响。大多数公司维持较小的规模，固定资本越少越好。这一时期市场的无序和混乱，使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经济学家将市场力量描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单个公司对独立运行的市场基本无能为力。
19世纪后半叶起源于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见证了战略的崛起，战略开始成为一种打造市场格局、影响竞争环境的力量。在美国，1850年后开始建造的铁路干线，使大规模市场的形成第一次有了可能。随着资本和信用的日益增多，大规模市场激发出大规模投资，以获得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和分销中的范围经济。在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开始让位于著名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Jr.)所谓的职业经理人的“看得见的手”(visible hand)。19世纪末期，一种新的公司形式开始在美国而后在欧洲出现：大型的纵向一体化公司，这类公司不仅在生产和营销方面投入巨资，且为协调这些职能而在管理层级上大把花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公司中的佼佼者开始影响和改变行业内的竞争环境，有时这种改变甚至是跨行业的。
这些大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员第一次明确表达了对于清晰的战略思想的需要。例如，1923–1946年任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GM)CEO的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曾针对其公司主要竞争对手——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的优势和劣势制定了成功的战略，他在退休以后还曾撰文详述此事。20世纪30年代，作为新泽西贝尔公司(New Jersey Bell)的高级管理人员，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宣称，经理人员应对依赖于“个人或组织行为”的“战略性因素”予以特别关注。
由于要在整个经济社会中解决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商业领域对战略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各种新的生产运作研究工具(如线性规划)应运而生，为在正式的战略规划中应用数量分析铺平了道路。1944年，约翰·冯纽曼和奥斯卡·摩根斯顿(John von Neumann and Oskar Morgenstern)出版了他们的经典著作《博弈论和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解决了零和博弈问题(总的来说，主要在军事领域)，并对有关非零和博弈提出了研究框架。学习曲线(1earning curve)概念在战时制订生产计划的种种尝试中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用飞机制造业首先发现了学习曲线，当时生产商们注意到，随着飞机总产量的倍增，直接劳动成本会以一定的比率持续下降。
在某些观察家的眼中，战时经验不仅鼓舞了新工具、新技术的发展，也鼓舞了在管理决策过程中正式战略思想的应用。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描述这一阶段时声称，“管理不是单纯的被动性和适应性行为，它意味着采取行动以获得期望的结果”。他指出，经济理论总是将市场视为个人无法左右的力量，超出了创业者个体以及组织的控制范围。而在大公司时代，管理“意味着努力塑造经济环境的责任，在该经济环境中规划、引导和实现变化的责任，不断降低经济环境对企业的行动自由所设限制的责任”。这一观点成为商业战略的关键理论基础——也就是说，通过持续的正式规划，公司能够对市场因素施以某些积极的控制。
不过，20世纪50年代，这些有关战略本质的深邃洞察似乎戛然而止。在美国，二战期间的生产配给、严格限额以及私人的高储蓄，使许多产品供不应求，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需求。欧洲和日本经历了更为严重的战后混乱局面，这导致了对列宁称之为“控制高地”的关键行业和企业更多的政府控制。与依赖市场力量相对应的是，政府控制的增长同样出现在贫穷国家，包括那些刚从殖民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新国家。
二战后美国军方各军种间的竞争，对战略概念在商业应用中的发展起到了更直接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美国军方领导人开始争论如何安排才能合理地保护四军种间的竞争，同时还要保有所需的战略和策略上的统一性。一些人提出，如果将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统一为一个组织将会更有效率。随着争论的升级，社会学家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指出，海军部门“渐渐变成微妙的机构价值的捍卫者，多次力图构建区别于其他军种的显著特质”。从本质上讲，“海军发言人试图将陆军界定为一种‘人力’组织，而海军则是一种由技术和工程技能组成的调适完美的系统——一种‘以机器为中心’的组织。面对着它所感知到的致命威胁，海军在其独有能力方面变得具有高度的自我认知”。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独有能力(distinctive competence)这一概念在战略管理方面将产生巨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