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对创新者的研究，我喜欢将他们分类成寻路者（patfinder）与创路者（pathcreator）两种。这个比喻最好的例子，或许就是菲德列克•巴斯提亚尼（Federico Bastiani），他所发动的「社交街道」（social street）运动正袭卷意大利，而且这项创新还真的跟一条路有关：他与家人在意大利波隆那（Bologna）所住的那条街。
巴斯提亚尼是在托斯卡尼（Tuscany）的一个小城长大，邻居都互相认识、彼此帮助。他搬到城市之后，发现同一条街上的邻居彼此社交连系竟然这么少，觉得相当失望。在2013年，他想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脸书上创了一个「波隆那Via Fondazza街居民」的粉丝页，他在街上张贴广告，欢迎邻居都加入。很快地，居民开始纷纷加入，除了互相认识，还能以各种方式互相帮助。根据一篇报导，居民很快就开始「提供免费的钢琴课、出借洗衣机、为新到的居民提供关于这个城里的小提示、在去度长假之前把剩下的食物送人、举办街道生日会」等等。
巴斯提亚尼和受到他感召参与的人，并不以在自己的街道成功而自满，开始向外推广这个成功的模式，成立网站，指导那些想要如法炮制的人。到了2015年1月，全意大利已有至少另外330条这种社交街道，全球其他地方也已有360条。
巴斯提亚尼可说就是一位「创路者」，而那些知道他的故事而在其他城市跟进的则是「寻路者」。不论在商业或是社会层面，这两种人都是重要的创业类型，但「创路者」的数量要远少于「寻路者」。两者的差别并不在于勇于冒险的程度，而是对于既有知识的依赖程度。
寻路者就像是会去看地图的人，很合理地仰赖过去发现的方式，来寻找新的机会。他们采取的步骤很有价值，但通常并不出人意料（不论对他们自己或是他人而言都不意外）。他们清楚知道，在开始创造一些新事物时，必然会面对风险，且必须管理那些风险。
相对地，创路者刻意避开过去的最佳实务、规则和既有的通行权。他们不需要享有既有道路带来的舒适，也不会让他人的判断影响自己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创新就是一种不服从的形式；他们热爱创造出独特解决方案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正如我在《「有创意的无知」扮演的角色》（The Role of Creative Ignorance）书中所提，关键在于他们心胸开阔，因此能够想出更好的新做法，有时候会带来对世界的全新理解，甚至可能带来极大的破坏性改变，视他们所在的机构、企业及社会环境而定。
基于以上种种，值得想想现在先进的信息及通讯技术将会带我们前往哪个方向：是鼓励我们进行更多的寻路行动，或是更多的创路行动？早在1960年代，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就告诉经理人，运用科技的最棘手问题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人的层面。目前情况仍是如此。如果想让科技推动进步，就必须先想清楚如何协助人类用科技来拓展新领域，而不只是更详细地描绘已知的领域。
举例来说，不论寻路或创路，巨量资料（或称大数据）都帮得上忙。对寻路者来说，大数据有助于在现有知识地图上增加许多很详尽的细节，找出最可靠的步骤。相对地，在创路者眼中，大数据提供额外层次的细节，这些都会妨碍「有创意的无知」（creative ignorance，编按：意指无视既有知识而创造出新思维和新做法），因此对他们来说，大数据的好处在于有机会看出一些模式，可打破既有知识所根据的假设。正如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Enrico Fermi）所言，「如果实验结果证实了原先的假设，这就是测量；如果不符合假设，这就是发现。」当然，正是数据让伽利略推翻一切既有公认的知识，发现是地球绕着太阳转。甚至在他被迫收回自己的发现时，据说还是不屈地抗议着「Eppursimuove」（「但它还是在移动」），这可说是所有创路者的呐喊。
像巴斯提亚尼这类的人，运用线上社交网络这种现代科技，把它当成使现实街坊生活更丰富的方法，就是将科技运用于「创路」。「社交街道」是一种运用科技的解决方案，使人类生活更为丰富，甚至形成了一股运动。如果想看到更多这类创新，我认为需要有科技人员以外的更多人，来把科技带到下一个层次。我们需要有人文学者，深刻了解该如何使人们和他们的邻居生活更充实，而且能天马行空地想像，如何运用这些不断演变的工具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