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田子方》讲述了一则“列子比射箭”的故事。一天，列御寇遇见一位高士伯昏无人，并提出要为他表演射箭。只见列御寇把箭搭在弦上，还把一杯水放在左臂上，然后拉满弓发射出去。第一箭刚射出，紧接着第二箭又扣在弦上发射出去。就这样连续不停，箭箭射中目标。而他，却像一个木头人一样纹丝不动。正当列御寇一脸骄傲地望向伯昏无人时，伯昏无人满不在乎地说：“你这种射法，不过是有心于射的射法，而不是无心之射的射法。而不射之射才是射箭的最高境界。来，你跟着我登上那座高山，踏着危险的石头，面对万丈深渊，到那时你还能如此射箭吗？”于是伯昏无人就登上高山，脚踏险石，背对着百仞深渊向后退却，直到脚下有三分之二悬空在石外，在那里揖请列御寇退至相同位置表演射箭。列御寇惊惧得伏在地上，冷汗流到脚跟。伯昏无人说：“作为至人，上可探测青天，下可潜察黄泉，纵放自如于四面八方，而神情没有变化。现在你惊恐目眩，神情不定，又岂能命中目标呢？”
素日里擅长射箭的列御寇，怎么在悬崖边就不会射箭了呢？那是因为射箭的环境发生了变化，面对悬崖峭壁，任谁也无法用平常心来对待，平时射箭的方法、技巧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起作用了。也许这则小故事有些极端，但我们仍可以得出一个浅显的道理：环境改变了，做事的心态、做事的方法也需要随之变化。在不同的情境下，需要采取某些具体的领导方式才能更加有效呢？这便是领导情境理论所要探讨的内容。
西方领导学研究曾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是领导特质理论时期，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深入探究领导者的素质或特性与领导效能之间的关系，试图得出究竟具有哪些特质的人才能成为领导者。第二个重要阶段为领导行为理论时期，其研究旨趣在于描述领导者的行为或领导方式，即了解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好这些事。但这两个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在试图找寻一种万能的、普适的领导模式。因而，理论研究逐渐发展为一场“口水仗”，不同理论的支持者相互攻讦，最终也莫衷一是。
而现在，许多学者逐渐达成一致：与其争论哪种领导特质、领导方法更好，不如更加关注具体情境中的领导行为。而这一“醍醐灌顶”的想法，最早来源于20世纪40年代领导情境理论的出现。领导情景理论的最初支持者提出了下面的问题：某一具体的领导方式能够保证在所有情况下都有效吗？还是，领导行为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领导行为应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因此，通过研究，他们得出结论，领导的有效性取决于领导者的风格和情境相适应的程度。没有普适的、最好的领导风格，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最合适、最有效的领导风格。不同的情境需要不同的领导。同时，对于领导者个人而言，要成为有效的领导者，个人的领导风格也需要适应不同情境的具体要求。如果领导风格与领导情境不匹配，那么有两种改变途径：一是改变领导方式，二是改变领导情境。
领导情境理论并不去寻求一种普遍适用的“最好的”方式，而是关注于领导者与领导情境的“匹配”。从这一点上讲，其与西蒙决策理论中以“满意”代替“最优”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些领导情境理论中，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包括菲德勒的权变领导模式、罗伯特•豪斯等人的目标–途径理论和弗鲁姆与叶顿的领导–参与模式等。
领导情境理论通过分析领导者与领导情境的互动，将之前关于领导特质、领导风格等方面的研究串联起来。甚至有管理学家戏称，权变理论犹如“一只装满管理理论的大口袋，什么都能包进去”。虽然这种评价有些戏谑，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领导情境理论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