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类型和规模的公司都在考虑全球战略。关于这个话题尽管有许多有用的思想和观点，但不幸的是也有许多谬误。本文我将着重强调7种普遍的误解，简单讨论如下。
1.任何有钱的公司都能实现全球化
这一观点的缺陷是，实现全球化与成功地实现全球化是不同的两件事。巴黎的家乐瑞斯·拉发亚特百货公司（Galeries Lafayette）大张旗鼓地进行全球化，几年前就在纽约建立了商店。但是，连年的亏损使成功的希望缥缈不定，商店的经营又回到了本土的基地，成了一家更加谨慎的公司。美国本土的电器制造商惠尔浦公司在欧洲的扩张也进展不力。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存在我们所说的“外来者障碍”。企图进入国外市场进行销售的公司相对于当地对手要面对一些固有的障碍。国外市场上顾客的需求和品位可能是不同的，从确定优秀的当地供应商到与多疑的东道国当局打交道都可能布满了障碍，商业模型也是不同的。最为关键的，是在所有这些方面，本地对手都可能具有本土优势。如果公司要在海外取得成功，必须拥有一些有价值的无形资产使公司能够与处于本土市场中的竞争对手对抗并击败它们。这些资产可以是先进的技术（例如复印机和相机制造商佳能公司）；具有明显优良价值的主张（例如瑞典家具集团宜家公司所建立的）；著名的品牌（例如可口可乐）；由规模效益或者工艺能力带来的较低的单位成本（例如个人计算机行业的戴尔公司，或者啤酒业的南非酿酒公司）；或者以上的结合（例如丰田、欧莱雅公司和花旗银行）。
当家乐瑞斯·拉发亚特百货公司来到纽约时，它面对已经建立起地盘的很多对手，像莫西公司（Macy’s）和布鲁明戴尔公司（Bloomingdale’e）以及萨科斯第五大街公司（Saks Fifth Avenue），它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无形资产使它与众不同。惠尔浦在欧洲也面对着类似的挑战。
启示：如果你的公司急迫地需要进行国际扩张，那么，你要首先研究国外的当地对手，找出你能够击败对手的有力的证据。稳定的和不断增长的向目标市场的出口记录是一个可信的信号，它说明了你能够提供当地对手没有或者不能提供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公司在海外建立商店之前首先采取出口形式的原因。此外，你还要能够确保统治本国市场。因为国外市场中存在一些固有障碍，如果你不是本国市场的领导者（换言之，你不是三星、泰历福尼克公司（Telefonica）、斯密克斯公司（Cemex），就不要准备海外扩张。更广泛的意义是，全球战略不能替代一项优秀的经营战略。而且要记住本国市场的低速成长对全球扩张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所以，如果你的公司不具有有价值的无形资产，那么，不管国外市场有多大，海外扩张也不可能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应该推迟）。
2.服务业中的国际化与其他行业不同
服务业公司确实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制造业和其他一些重要行业的公司。服务不太可能运输（因此也不太可能交换），更加难以储藏，也受到更多的规定限制。当走向国际化时，服务也没有什么差别。从旅馆到保健行业，从零售到房地产，从金融服务到快餐，服务性的公司遇到了上面谈到的种种生存性考验。也就是说，如果服务公司不具有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国际化就不可能获利。
在进行国际扩张之前，服务公司与制造商们一样，要对其他两个问题做出确定的反应。首先，要搞清楚，海外市场对自己提供的服务有足够和稳定的需求（有购买力支撑的）吗？法国的烹饪，西班牙的斗牛以及美国的橄榄球可能不会满足这个标准。其次，要清楚，服务的经验在海外是否可以复制？迪斯尼可能（要遇到一些困难）能够在日本和法国重新创建它的主题公园，麦德（Med）俱乐部不仅可以在南欧，而且可以在北非创造它的狂欢假日村的氛围——但是，沃及恩航空公司，Toys“R”Us公司和印度钻石切割商却不太可能在海外复制他们的价值主张。其中原因包括：规章制度的限制，获得关键投入品的昂贵的渠道，把竞争力输送到海外的困难等。
启示：服务业公司的国际化与制造业公司没有什么不同。只要满足无形资产的标准、有效需求标准和可复制标准，服务性公司就可以成功地国际化。像美国视频出租运营商流行影像公司（Blockbuster Video），法国家庭食品供应公司索地科斯联盟公司（Sodehxo），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和美国投资银行等都可以满足这些标准，并且在海外扩张中取得了收益。但是，如果无法满足以上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更多个，公司在海外的扩张就不可能获利。
3.距离和国家的边界不再重要
受到像英特网这样的技术发展的鼓舞，一些观察家声称地理上的距离将会消失。其他一些人可能被总部在美国的广播公司CNN和麦当劳快餐店的无所不在（从墨西哥到马来西亚，从冰岛到新西兰）所说服，他们认为，国家文化已经在全球企业中实现了统一，并且可以完全地忽视它们。在后种观点中，现在惟一重要的文化是企业文化；国家的边界已经过时了。
这些判断在某些时候可能会有些道理，但是，至少在现在，这些判断应该受到怀疑。的确，除了夸大其词以外，它们完全是不正确的判断。拿距离来讲，在书籍和CD光盘的销售，软件和远距离诊断方面，新技术继续在缩短着物理上的距离；但是，在许多经济活动领域，尽管运输和通讯的成本变得越来越小。但是，它们仍然确实存在，并且仍然会随着距离增加而增加。
而且，正像每一个经理人所知道的那样，可靠的信息是经济决策的生命线。即使在今天或者这个年代中，从本地获得信息比从外地更容易也更可靠。这就是对公司趋向于靠近行业中的其他公司——经济学家在贸易和投资中证明的“本土偏好”——的部分解释。也是为什么甚至在控制了运输成本之后，距离对经济贸易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的原因。
国家文化和边界也仍然很重要。国家文化形成了国家的制度，影响着经济价值和社会精神。尽管模式在改变，但是在日本的经济组织似乎仍然将公司的利益置于劳工和客户之上；而在部分欧洲国家则是劳工第一，随后是生产者和客户；在美国则是客户位于生产者和劳工之前。文化中的价值观可以帮助解释决策，也是决策的一种输入信息。公司对客户、国家和当地政府、对手、股东、金融机构和当地社团的关系都要受到国家文化的影响。从语言到劳动政策，从守时性到财产权，从税收到转移定价，从财务制度到供应商关系，企业仍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取着不同的运营方式。结果，跨越国家边界的公司要面对巨大的不连续性，那些忽略和未能预计到这种不连续性的人们，很可能会看到从本土成功成长起来的战略在海外却遭到了冷遇（问一问焊接系统设备制造商林肯电气控股公司或者电梯制造商奥的斯公司就知道了）。
国家的边界代表着国家的历史、制度和条件的综合力量，对“内部人”和“外部人”这两个词做出了有效的界定。即便是看起来说不清的美国——加拿大边界似乎也具有这种特点。从经验来说，语言和国家边界将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和巨大的决定力量。甚至在我们逐渐变得数字化和英语化的全球经济下，国家间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仍然是贸易和投资的关键决定力量。美国公司仍然倾向于首选加拿大，葡萄牙倾向于选择巴西，西班牙公司倾向于选择拉丁美洲，日本公司倾向于选择亚洲的其他地区。
启示：在以上观点中，在进入距离更远的市场之前首先进行区域性的扩张仍然是有意义的；公司应当在进入不熟悉的市场之前先到熟悉的市场。尊重国家边界和文化的公司更可能从雇员、供应商、客户和国家当局那里赢得尊重。这并不是意味着抛弃“全球化”，只是说对本地化和全球化都要给予相同程度的特别关注。确实，抓住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公司将更可能获得增长的获利能力的奖励。
4.发展中国家是正在行动的国家
在关于全球化的许多公开论述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更大的市场存在于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中（例如墨西哥、巴西、中国和印度）。事实上，全球化仍然是非常中心化的富国的游戏。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企业中，只有两家来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对内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3个方面，10个国家——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瑞士、日本和澳大利亚——分别占到了世界总量的50％，70％和90％。尽管最近出现了经济集中现象，这些国家的购买力依然是令人无法匹敌的。
启示：没有哪一家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公司会忽略发达国家的市场。确实，当日本重构它的经济并从持续的不景气中恢复时，看到美国与欧洲的跨国界合并的浪潮和随后类似的欧洲与日本和美国与日本公司的整合，不应该感到有什么意外。1999年的雷诺与尼桑公司的交易可能只是要发生的合并浪潮的预兆。
5.在劳动力最便宜的地方生产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或称为Nafta的争论期间，“吸音”假设——跨国企业将把它们的运营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被抬到了新的高度。当然，实际上，低工资应当引起的惟一声音是大声的呵欠声。像每位企业经理人知道的那样，最为重要的是交货单位成本而不仅仅是工资成本。材料一般占据总成本的大部分，还要加上进口税等一些附加成本，这样，发展中国家（鼓吹具有低工资）常常使当地的制造费用非常昂贵。其次，工资低的地方，生产率也低。因此，小时工资成本可能显得低得无法想象，但是，单位成本却很高。最后，一般来说在大市场（或至少接近）中制造是最优的。这样的战略不仅降低了关税、运输成本和减少了后勤问题，还创造了结构性的套期方案以防止实际汇率的不利变化。例如，如果梅赛德斯公司在墨西哥，而不是在美国开设了工厂，那么，它一定是权衡了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风险和比索对美元的风险。
启示：一般的含义是（但不是一个标准），公司应当尽量在销售的地方进行制造。对于在三大经济区域（欧洲、日本和美国）中销售产品或服务的大公司，这意味着要在这三大区域中进行经营。年轻的欧洲管理者们可能会集中关注向日本学习，因为欧洲顾客爱好日本的产品。日本公司则将继续显著地提高它们在欧洲的份额。类似地，年轻的日本管理者应该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国外对日本的投资也会极大地提高。一遇到外国语言的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令人羡慕，英语作为公认的国际商业语言，使英美人游刃有余。
6.全球化已经扎根
围绕“新经济”产生的天花乱坠的描述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像一个阿拉伯的妖怪，出了瓶子后就不能被再次装入瓶子。这个说法有一些道理，但是也引起很多怀疑。要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促进全球化浪潮前进的关键性的发展因素。
首先，也是最熟悉的是技术变革因素。这种变革显然不可能被逆转。其次，是被称作经济趋同的现象。随着不同国家的个人收入水平逐渐趋同，它们的需求模式也走向趋同（越来越多国家的人们想要快餐、汽车和计算机），它们的能力也变得趋同（越来越多国家的人们现在能够写软件，制造新药和制造高档的产品）。这种趋同的过程可能会遭受干扰（遭受了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它不会受到很长时间的阻碍，更不用说被逆转了。
但是，全球化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蔓延。从法国到前苏联，这些国家中最近发生的大范围的意识形态变化——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市场资本主义——使得许多的内部专控权被解除，并且促进了外部的自由化程度。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早期，积极的开放造就了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和全球和平。去掉这两个结果中的任何一个，自由化都可能成为潜在的伤害。由于国家政府改变后的信念和行动，全球化一直顽强地生存着。但是，如果全球化带来严重的战争或持续的高失业率，政府就可能开始行动来逆转全球化的趋势。而美国，甚至在1999年底，面对着只有5％的失业率和似乎继续不会止步的经济时，它对于全球化的态度仍然有时显得模糊不清。如果它面对欧洲的两位数的失业率，又会采取什么态度呢?
启示：如果全球化继续飞快的发展，经济增长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在“赢者通吃”的经济中，如果所有的企业都不能（迟早的）成为赢家，那么，我们正在建立的就是一种不稳定的企业和一种脆弱的社会。公司如果需要讨论的不是收入问题，那么，就是诸如失业、雇员再培训和机会平等等类似的问题。如果企业不能更加敏感地认识到这种可能性，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对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结构调整的抵抗，还可能看到政府会重新强调起自己过去的主张。
7.政府不再重要
媒体上的一则报道提到，1998年世界100家最大的跨国企业的销售额是法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一倍半；在世界报（Le Monde）的一幅漫画中，经理人们（在摩天大楼顶上）对法国时任总理莱昂内尔·诺斯潘（Lionel Jospin）的评述“L’etatne peut pas tout”（大意是“国家不能做每件事”)捧腹大笑。卡通暗含的信息是：跨国企业是当今世界的主人，政府是无能的。莱昂内尔·诺斯潘走开，给比尔·盖茨让路。
不能把这副漫画作为夸张之举对待的那些人，可能免不了会感到不愉快的惊讶。只要人们认为一个共同的国家身份富有价值，只要他们在制定决策时会尊重当地的请求，政府就会继续起着极大的作用。事实是人们不是经常跨越国界流动，我们倾向于成为当地社区和我们出生地的国家社区中的一部分。在这种社会下，像本土利益和国家利益这样的概念具有真正的意义，当地政府和国家政府会成为坚定地许诺，提高这些利益的关键机构。毕竟，公司有来的，也有走的（例如麻省的数字设备公司），他们的身份会通过收购发生变化（例如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或雷诺–尼桑公司）。当公司的利益和当地群体的利益达到一致时，这种到来可能就是受欢迎的，但是，人们已经不再能够依赖它（可以问一问生活在法国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公司的家乡，科罗蒙特·弗兰德的全体居民）。
在人们不再期望公司给当地带来最大利益的地方，当地政府和国家政府会被视为必需的抗衡力量。政府知道这一点，并希望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当然，为了使人信服，政府要不时地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他们可以拆分大公司，在所谓的文化产业中阻止外资进入，以其他的方式捆住公司的手脚。当公司是外国公司，而选举人是当地的人员时，所有这些都非常容易做到。正像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在他的《在飓风的眼里》一书中所警告的，都是合法实体的跨国公司和政府将会再次互相面对，当发生这种面对时，人们将会看到，权力并没有从主权国家中滑走。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一种能够有效运转的全球经济需要有全球性的规则。全球经济中包含了太多的公司，不能将它们都邀请来制定规则。因此全球规则仍然是政府的特权，只要规则仍然重要（在将来，它们可能会更加起作用），政府就会继续重要。
启示：公司应该抵御将政府视为毫无效率的时代错误而毫不理睬的诱惑。相反，公司应该承认，政府在世界经济中是重要和合法的机构。确实，如果公司打算从全球化中获益并希望鼓励全球化的扩展，就应该和政府合作讨论，如何使本地和全球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衡方式共同发展。就业和利润在短期内可以交换考虑，但是，长期内则不行。管理者必须承认这一点。在20世纪，保障就业的主要责任落到了政府身上，而利润则落到了公司的肩上。如果我们想保持这个世纪中所创造的巨大经济利益，这种分工就要运转正常。如果在私人企业和政府之间没有约束和缺少富有想像力的协调，那么市场的概念和民主的概念就会变得都没有希望。避免这个结果应该是所有经济体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