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著作、历史、小说里描述了很多领导方法，如《孙子兵法》、四书五经、《三国演义》等。中国古代领导的活动以帝王为中心、以权力运用为核心，注重权谋方略、伦理道德、重视人才，是一种家长式的领导文化。二十五史被毛泽东称为“一部帝王将相史”。中国古人有很强的务实精神，对于故事有理即可，对于方法，有用即可。方法运用也很灵活，看似相似的状况却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否则就会重演“赵括纸上谈兵”的悲剧。但中国古代领导的科学性并没要求那么严格，因此中国古代的领导方法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方法理论体系。同时，古代的领导活动和方法常常忽略对领导的社会背景、社会机制进行分析，也很少对领导活动的开展过程进行连贯性剖析。
中国古代精英们用有效的领导方法来治理国家，有很多有价值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与现代领导方法注重从领导系统和领导过程出发相比，古代文献中的领导方法主要是从高层领导者（帝王将相）角度出发来描述的。对于古代的领导方法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共同方面。
第一，齐之以法，导之以礼：法礼结合。
孔子曾对法礼关系有过深入的思考：“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说的是用政令指挥、刑法规范老百姓，他们免于惩罚但不知廉耻是什么。用道德引导、礼仪教化去规范老百姓，他们会知道什么是羞耻并会走向正道。可以看出，所谓法礼结合，就是依照法律和道德共同约束被统治者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法”依靠的是惩罚的威慑力，属外在的、低层次的约束。我国古代的法比较单一，主要是刑法。秦朝灭亡的教训，说明残酷的刑法并不很受封建统治者的欢迎。
“礼”则是高于法律层面的对人内在的约束，更多依赖个人的羞耻心。“礼治”，就是君、臣、父、子各有名分，贵贱、上下、尊卑、亲疏都有严格的区别。正因为礼的约束面很广泛又不致引起社会冲突，礼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礼”从周礼的“尊尊”“亲亲”“男女有别”等原则，经过改造又演变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逐步经典化，成为指导封建立法、司法的礼教。“礼治”成为封建法制的重要特征。
由于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形成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重伦理修养轻生产实践的文化价值观，使伦理价值凌驾于经济关系之上，成为社会关系主体。在现代社会，法律约束的层面比较窄，不违法不受法律约束，不达到犯罪层面就不能用刑法。排除封建社会的局限性，道德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近年来，道德对人们的约束越来越低，整个社会对道德滑坡现象产生巨大担忧。诸如见义勇为者被讹诈等现象一再考验着社会的底线，“道德入法”问题也成为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新时期的领导者在依法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对“礼”的灵活运用。
第二，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吸纳人才。
领导者要高质量地完成领导目标，离不开对人、财、物的综合运用。人是所有资源中唯一具有能动性和灵活性的资源，不管是对财还是对物，最终都要有人的操作。所以说，领导的落脚点还是对人才的吸纳和运用。没有优秀的人才就很难构建强大的团队，也不可能有领导力。
我国古代有很多优秀的帝王如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等，都深刻认到吸纳人才、合理运用人才的重要性。《道德经》中对领导聚合人才的重要性有经典的描述：“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故天下乐推而不厌。非以其不争耶？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意思是江海所以能够成为百川河流所汇往的地方，乃是由于它善于处在低下的地方，所以能够成为百川之王。因此，圣人要领导人民，必须用言辞对人民表示谦下，要想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后面。所以，有道的圣人虽然地位居于人民之上，而人民并不感到负担沉重；居于人民之前，而人民并不感到受害。天下的人民都乐意拥戴而不感到厌倦，因为他不与人民相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争。这句话道出吸纳人才和运用人才的两条重要原则，一个是胸怀宽广尊重人才，另一个是为下属考虑不与之争一时之利。“痞子”刘邦能够在楚汉争霸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与其善于用人是离不开的。毛泽东总结楚汉之争的历史经验曾说：“楚汉之争时刘邦被史学家称赞为‘豁达大度，从善如流’式的人物。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用人是一门极高的艺术，与个人特质有关系，所以不同领导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从制度上为优秀人才的选拔提供了最大保障，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制度设计虽不属于领导方法的内容，但是领导者注意对制度的运用和完善能够减少人为因素的失误。
第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重视人情。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衙是我国唯一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县衙，其二堂屏门的横匾上书写“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追求的是法、理、情的统一。同时中国有句老话：法理不外乎人情。“天理”是指天道，即合乎自然的道理。“国法”是指国家的法律。“人情”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相对于强调法治的现代社会，对人情的强调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社会中人情对法律的侵蚀和破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人情看重的一个现实状况，忽视人情作用的领导很难形成有效的领导力。
第四，诱之以利：有舍必有得。
领导者往往掌握大量的社会资源和组织权力，对这些资源的运用要学会与下属分享，不懂得舍弃利益的领导很难得到下属的支持和配合。老子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楚汉之争时，刘邦被项羽打得接连败退，几次差点被活捉，韩信、彭越却迟迟不发兵救援，韩信已具备同项羽、刘邦三分天下的实力。韩信派使者开出支援刘邦的条件——封他为代理齐王。关键时刻，这一要求有点趁火打劫、以功相挟的味道，刘邦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张良却清醒地意识到韩信是必须争取的力量，在旁边狠狠地踢了刘邦一脚，刘邦顿时醒悟，转而装作生气的样子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随即拜韩信为齐王。刘邦能顺利统一中国与其不计小利的品质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