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尼 J. 邓波尔（Bonnie J. Dunbar）博士是一位美国宇航员，她曾执行过四次航天飞行任务。我们请她与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团队管理的个人想法，主要关于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团队工作和下属追随对她意味着什么，以及她目前在空间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在1992年6月的飞行任务中，她是有效载荷指挥官。她在为飞行任务做准备时写到下面的几段话。
“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次航天飞行的成功取决于团队工作：机组成员内部以及地面控制员与机组人员间的配合。团队工作是目前选拔的宇航员所具有的极有价值的属性。
“我非常幸运，在很小的时候就从我的家人那里学到了这一概念。我的父母有4个孩子和一大堆家务事，他们给我们灌输了关于家庭内我们应承担责任的观念。我们家的农场（和我们未来）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做出的贡献。作为一家的老大，他们希望我参与到所有的家庭杂事中去，包括驾驶拖拉机、马背上的“围捕”。我的兄弟和我所负的责任没有什么差别。在4-H组织中的群体经历（掌舵等）和参与棒球队、排球队和篮球队运动也强化了我分享胜利的自豪感和失败时互相安慰的经历。
“进入大学以后，我也错过了一些团队经历。由于性别的原因，我在工程学院被很多人看成是不受欢迎的少数派。因此，我从未被邀请参加学习小组或参与有关作业问题的群体解决方案。但我仍因参加了安吉尔飞机项目（Angel Flight，附属于空军ROTC-1的男女不限的项目，并在二年级被选为50个人的指挥官），继续玩男女混合编队的棒球，找到了参与团队活动的途径。讽刺的是，那些工程学院的同学们在球场上需要我的体育能力，即做他们的守垒员。
“在这一期间，我也获得了三位对我非常重要的人士的支持，他们是我的父亲、母亲和陶瓷工程系系主任詹姆斯•穆勒。我的父母总是鼓励我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成为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孩子。我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这件事本身也是他们自豪的原因之一。我对他们关于努力工作、有同情心和诚实的信条的赞同，则可能是令他们产生更大自豪感的原因。他们为我选择做宇航员而自豪，但我父亲更关心的是我没有忘记如何不让靴子上沾上牲口粪便。
“在我的职业生活中，最接近真正的团队精神的体验来自我与宇航员办公室的联系。这大概是由于‘班级培训’或有关人员彼此相似的缘故，但我把那些一同工作的人也看成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我们的成功真的是一个家庭团队的成功，只不过这个团队扩大了，包括航天飞行项目中的工程师、管理者和日常支持人员。
“我现在是第三次成为NASA航空小组的成员。作为有效载荷指挥官，我想要向那些参加我们下一次飞行的非航天领域的有效载荷专家传达一个信息，即将自己视为团队一分子的重要性……我们将分享飞行的成功，并分担飞行的失败。评估他人‘成为团队一分子’的能力是一个有趣的经历。我已经看到了不融入团队可以做些什么，而这在飞行环境下会有很大的风险。不融入团队不仅会带来机组人员内部的摩擦，还可能是很危险的。
“那么，成为‘团队的一分子’意味着什么？它并不总是意味着成为最精明或行动最迅速的人。它意味着认识到全局性目标，以及每个人为整体做出的贡献。这也并不意味着过一种节日聚会般的生活，但这的确意味着要有能力和他人融洽相处、步调一致……知道何时可以妥协，何时要立场坚定。并且，在我们这样的组织中，人们很有能力，都习惯了处于顶峰，这意味着要知道何时充当长官，何时要当个独来独往的印第安人。在宇航员办公室，在不同的飞行任务中，任务专家在各技术工作中轮岗，承担不同的职责。有时他们是印第安人，而不是长官。那些工作表现最佳，似乎得到了一致好评的人能将每个工作都做得一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