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五百年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为毒害雅典青年和不敬诸神而受审，并且因为这些罪名而被判死刑。
但是给苏格拉底安上这些罪名的真正动机，似乎在于他揭露了掌权者普遍的知识堕落。他因为关心真理而引颈受死──原因在于他指出雅典的菁英没有和他一样关心真理，而且他们知道的远比他们宣称的要少。
两三个星期前，我在新加坡遇到一个人，让我想起苏格拉底。这个人就是：纳西姆‧塔雷伯（Nassim Taleb；《黑天鹅》［Black Swan］以及最近出版的《反脆弱》［Anti-Fragile］作者）。苏格拉底揭露了他同一时期的人假装有学识，塔雷伯现在也做类似的事。我相信，塔雷伯和苏格拉底一样，都是难得一见的诚实人。
那天晚上，我去听塔雷伯的演说时，本以为他的话会令我紧锁双眉──我在想，一定会听到他那些讨厌的言词，劈哩啪啦批评现代金融业的有害冲击，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主题之一。他的作品，常令我觉得这个人傲慢自大，总是说着说着，一发不可收拾，不留情面抨击几种人（通常是经济学家、银行家和商学院教授），所以我以为那个晚上会听到大致相同的论调。
结果刚好相反，我相信我遇到了难得一见的诚实人，关心真理甚于讨人喜欢。我们很少听到有人以「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回答被问到的绝大部分问题。他在演说中，确实批评了自以为每一件事都有答案的商学院教授。他表示，这些人往往懂得很少（声明一下：我就是商学院教授）。说这话时，我就站在他身边，却因为所发生的意外而感到幸运，因为我同意他所说。还有，听人说实话，是很棒的一件事。
但是商学院教授假装学识渊博，并不能全怪他们。听他们讲话的阅听人，希望提出的问题能有答案。我相信，回答「我不知道」，常会被视为无能，或者有亏给人答案的职守。我们假设的这些商学院教授，给的可能是阅听人想要的答案，不见得是他们需要的答案。阅听人想要答案，但事实上他们需要真理。（我不想在这里大费唇舌探讨哲学，试着定义「真理」是什么。）人们想要的真理，可能无法给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最好、最诚实的探索，也会得到没有结论的结论。我想，这就是真理。
柏拉图的《答辩词》（Plato’s Apology）中，提到苏格拉底的友人凯瑞奉（Chaerephon）求德尔菲神谕，问苏格拉底是不是雅典最聪明的人。答案是肯定的。根据传奇，苏格拉底发现自己面对矛盾的局面：他十分无知，却是最聪明的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要自己去探讨其他雅典人到底懂得什么。他质问政治家、将领和其他菁英之后，做成结论说：他们懂得非常少，尽管他们宣称并非如此。最后，他认为神谕可能是对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懂得不多，而懂得很少的其他人却认为自己知道得很多。晓得自己无知，使他变得聪明。
苏格拉底是深受敬重的历史人物，阅读本文的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容易忘掉的是，他的故事会在历史上流传，在于他是个诚实人，最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没有答案。我们从苏格拉底身上，看到他自认无知是个美德。奇怪的是，在当前复杂得多的世界中，我们似乎希望「专家」总是有答案。我想，与其如此，在现代的商业、政治和一般生活中，每当有人如同苏格拉底那样谦卑，告诉我们他们其实不懂，我们应当慎重考虑敬重这样的人。
如果说，我在塔雷伯身上（他和苏格拉底一样矮胖、结实，有点小肚）看到现代的苏格拉底，未免奉承夸张。他这个人，让我感觉重视真理甚于力求跻身前十大，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被人分享和按赞。我发现他的诚实相当罕见。但愿他能继续毒害青年和不敬诸神很长的时间。
那些没有答案，两手一摊，说「我不知道！」的人，可能是会议桌上最负责任、最值得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