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加大商学教授华伦．班尼斯（Warren Bennis）和詹姆斯．奥图（James O’Toole）曾在2005年一篇重要的文章中指出，多数商学院教导学生的技巧，并不符合学生及最后雇主的实用要求。两位作者指责商学院用着严谨的科学方式，来研究过时的领域，这些研究背后的理论不一定需要证明能适用于真实世界，只需要能发表到想刊登的期刊就行（而他们也说，这正是学者终身教职的必要条件）。难道管理学教授真的相信，「同侪教授的意见，真的比研究那些能实际运用他们构想的企业主管真正重视的议题，还要更重要？」班尼斯和奥图写着：「显然如此。」
这篇文章已经发表将近十年，我们认为这情况变本加厉，因此商学院必须认真思考如何让研究更贴近企业的现实。最好的方式正是模仿医学研究的作法：进行研究，然后在真实的公司里实际应用。
商学院里开始采取严谨的研究方式，造成令人遗憾的矛盾，使商学院与实际应用越来越脱节。原因在于，商学院教授的评量几乎只看两个指标。第一是发表在知名期刊上的论文篇数，而这些期刊几乎完全由其他学者掌控（也几乎只有学者会读）；第二则是论文得到其他教授所写文章引用的次数。
这些指标对于商学院的排行关系重大，而且如果教授们无法在这两方面表现杰出，就常常无法通过终身教职的评量。这些诱因代表着，商学教授会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寻找他们认为其他商学教授会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完成研究后参加学术研讨会，向其他教授推广自己的研究，以提高引用次数。如果教授参加的是行业会议，或是深入接触业界实际运作，反而不利于文章发表或引用次数。
于是，学术圈成了封闭的系统。商学教授们创造了一个在科学上新颖、有趣、也重要的知识体系，但常常无法解决创业家者、经理人、投资人、营销人员和领导人面临的真实问题。
许多商学教授认为，现代研究型大学的重点不是将研究付诸实践，但只要放眼校园另一端的学术医学中心，就知道这种想法已然过时。医学院都知道，光靠着生物学家、化学家、心理学家等等从未治疗过病患的专家所推动的研究，是无法真正嘉惠病患的。
学术医学中心会通过医学圈所称的「转译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让研究与实务整合起来。转译研究是先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研究，再通过实际应用而嘉惠人民。完全整合的转译研究，是由已取得终身教职的教授来进行，他们真正有行医经验，同也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来回答第一线医师对这些医疗技术的疑问。此外，他们也常常与基础科学家共同写作研究论文，并与临床教授合作进行临床计划。
转译医疗科学家的工作，是要让医学院这个知识生产引擎能够推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及医疗实务。为什么商学研究和商学教授不能如此呢？
只要有五项改变，就能开创让商学研究贴近现实的新时代：
․设置转译商学研究的职位，提供给受过科学研究培训、而又想参与商业实务运作的教授。
․成立并重视有地位的转译商学期刊，并且一定要让商学院的「科学家」、转译科学家和企业实务人员，共同审查出版论文。
․开设转译商学博士班，并建立一群能兼具商学研究和实务经验、且能整合这两者的师资。
․积极寻找企业提供研究经费，鼓励教授取得企业资助研究，以减轻对大学资金的依赖。
․评量教授考绩时，纳入（以研究为基础的）企业咨询活动，以及那些咨询行活动对企业的影响。
一直以来，的确有声浪质疑因为企业资助，而使得医学研究为了利益而有所偏颇。由企业资助商学研究，必然也可能引发类似的利益冲突。但若能完整揭露资金来源、并维持对学术研究的高标准，就能解决这些疑虑。至于商学研究期刊的审查者，则应仔细审视研究的发现结果及研究方法是否可能偏颇。研究者人员则必须清楚解释选用的研究方法为何能避免偏颇。
想让商学教授改变研究方向，商学院院长就必须开始接受这种彻底的制度变革。这种变革向来不是简单的事，但好消息是，商学院原本就有厚实的研究能力做为基础，他们只需要针对会雇用他们商学毕业生的企业，运用那种研究能力，来探究那些企业关心的议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