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仅用了二十年，就做了许多相当于美国在两百年工业化所做的事情。两百万人口的城市被认为是小城市。每年新建了相当于一个芝加哥的摩天大楼。今后12年，有两亿以上的人口将搬进城市。在这里，所谓的大，比你想象的还大。
这么庞大的规模意味着，如果中国在永续发展方面不能以够快的速度获得突破，造成的后果将会破坏整个地球。但变革速度如此快，意味着中国有机会大幅跳跃至采取最新实务。而且从很多方面来看，在中国比较容易触发基础设施与行为的改变。
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会有十亿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为了支持这么庞大的人口，中国是唯一同时建设多个完整小区的国家。它正运用这个发展趋势，快速实验新的技术、政策和金融体系。中国正在城市层级的创新，一次指定数十个城市，实验采用每个可行的洁净科技（clean technology）。这些城市都在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做法，其中每一个做法都是潜在的模式，未来可能扩大推动，让中国更环保。中国有能力做这些实验，也能接受失败，因此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洁净科技的实验室。
负责这些试验城市的市长，得以灵活执行自己的方法，但他们缺乏解决方案。因此这些市长都盼望获得社会和科技创新，而且热衷于和外国的组织及政府结为合作伙伴。新加坡政府和多家新加坡公司，正与天津市合作，就干净能源和都市规画，进行生态城市概念的试验。多家德国企业和德国政府的联盟，正在和常州市合作，提供以德国生产设备为基础的大规模职业培训。
中国的城市可以执行、测试、改进创新的大规模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并把这些方案推出上市，比世界上任何地方推动的速度都要快。
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具有企业性质，因此最高层的一个公告发下去，可以影响13亿人的行为。2008年6月1日，中国禁止全国的杂货店提供免费塑料袋。这项政策在实施五年后，已减用了至少670亿个塑料袋。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推广「光盘」行动，提倡减少浪费食物。公务宴席的数目立刻大减。中国白酒贵州茅台的股价重挫37％，因为没有宴席即没有敬酒。
政府各部门都在不断检讨实施的新政策。持续的渐进式改革是常态，因此，把好主意引进中国，有可能创造出重大的长期变革。
在许多城市，党委书记和市长是主要决策者，他们行使有如CEO般的控制权。同样地，中国的重工业都是国有的，只有少数重大的参与者和决策者。这意味着，中国会比其他国家更容易直接把经济上可行的系统化变革，引进这些行业。
例如，劳伦斯柏克莱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的一小群研究员，正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合作，进行中国最有效的一项节能计划。在中国的第11个五年计划期间，「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节省了1.5亿吨标准煤（coal equivalent）。这项计划的成功导致了「万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涵盖三分之二的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相当于到2015年时节省2.5亿吨标准煤。这项计划的成功，是因为所有这些企业和建筑物都是国有的。
在实务上，实施新制度会遭到问题，有赖于不断培植技能熟练的劳动力。但是第一步很简单，就是要由少数几个具有关键影响力者开始实施。影响政府领导人的一个方式，是通过中国政府的培训系统，该系统强制性地对市政府、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少数官员进行年度培训。我服务的组织「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织」（简称聚思，JUCCCE），是为中国政府规画永续发展课程的合作伙伴，已在中央组织部的院校培训过近六百位领导人。中央组织部不仅掌管培训计划的内容，也有极大的人事控制权。因此它是有效渠道，可以把新的文化基因（memes）、最佳实务和技术引进到中国共产党里。
虽然中国的权力结构使得它有可能推动大幅的变革，而且政府愿意和西方的非政府组织、政府和企业结为合作伙伴，但文化仍然是国际合作的障碍。中国文化不仅和西方文化不同，而且是相反的。在西方国家，我作自我介绍时会说：「嗨，我是刘佩琪，聚思的主席，来自中国上海。」在中国，我会说：「嗨，我来自中国上海。我是聚思的主席刘佩琪。」这件事充分说明了集体相对于个人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较年轻的一代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更自由地旅行，并和西方有较多的互动，中国的文化正在改变，其速度不下于基础设施的改变。但目前，如果你想在中国创造可持续的变革，你必须在当地找到可信任的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