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企业颠覆了世界各地的传统行业。现成的例子包括身价100亿美元的Airbnb，可以自豪地表示自己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凯悦酒店集团（Hyatt）。Uber目前的价值是182亿美元，相较于Hertz的125亿美元与安维斯租车（Avis）的52亿美元。除了个别企业之外，现在全球四大洲有超过一千座城市的居民都可以共享汽车。2013年时全球共享经济的市值是260亿美元，部分人士预测这个市场在接下来几年内会成长为营收1,1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超越美国的连锁餐饮行业。根据《福布斯》（Forbes）的调查，经由共享经济创造的营收中，直接流入人们口袋的金额在2014年将超过35亿美元，年增长超过25％。这个商业模式，也就是民众彼此能借由线上平台，相互提供与购买商品和服务，持续被套用到新的行业，从汽车共乘到衣物租借，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行业。
这些企业替经济、环境、创业带来重大效益，包括增加就业率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汽车共乘服务的案例中）。施欧文．彼西弗（Shervin Pishevar）是位创业家也是沙发冲浪（Couchsurfing）、Getaround、Uber，以及其他这类性质新创企业的投资者，他认为这类服务会对城市经济产生巨大冲击：「这个运动的重要性就和当初网络浏览器问世时一样。」
然而，市政府没有展开双手欢迎，而是排斥大部分的这类新进者，对他们发出传票和警告信。就在上个月，费城的公共事业委员会针对Lyft和Uber的营运发出警告信。这两家公司面临每日1,000美元的罚锾，并有23名驾驶面临民事与刑事的诉讼。
监理者通常是共享经济企业未来成长的最大阻碍。这点真的是相当不幸，因为市政府和共享经济企业的诱因经常是一致的。考量到这类型企业能替城市带来的好处，以及企业的既得利益正是建立在市府设法确保的消费者保护之上，一般人原本预期这类新创企业的开始之路会较为平顺。
共享经济企业与监理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短时间内恐怕不会改变。但身处这个领域的企业，若能够主动配合监理者，将可望因此而受惠。作为共享经济企业的经理人，借由遵循以下建议，你可增加公司的成长，减少不必要的延迟，避开与监理者的冲突，扩大消费者的接近性：
向监理者主动出击而非被动防御：共享经济是新的概念，许多城市监理者不熟悉这样的商业模式。因此，他们经常抱持怀疑态度，假定共享经济企业试图借由规避「传统」行业，如计程车，面对的规范，谋取不当利益。主动出击，向监理者解释你的商业模式，才是更合理的作法，而不是坐等他们抱持着疑虑与你接触。主动与监理者接触可以避免误解。及早与监理者接触，解释你的商业模式，并且与他们合作，这么做非常符合你的自身利益，因为，如此一来，你就能够在城市现有的公共建设规范之下澄清你的商业模式，而不是坐等监理者找上门。
例如，Uber想要被归类为传播平台而不是「交通网络公司」，如果能主动和地方监理者接触，就可以避免日后因为最初的分类性质而引发挑战和冲突。此外，由于共享经济商业模式极为新颖，监理者可能没有察觉现行规范比较有利某种商业模式而不利另一种，特别是当我们把传统企业与共享经济企业摆在一起比较时。例如，目前华盛顿D.C.正在考虑的一项规定，是为了避免歧视而阻止搭乘计程车的民众具体指出他们要去的目的地，这项规定很可能会有利Uber与Lyft而不利Sidecar，因为Sidecar会询问你的目的地以落实真正的共乘制。企业应该毫不迟疑地主动与相关监理者接触，让这个法案能成为公平的政策。
最后，很多共享经济企业是真正的中介者，提供消费者平台而不是直接提供服务，因此应该针对这点进行规范。在没有解释自家企业本质的情况下，监理者很可能会比照传统企业，而不是中介者，规范你的企业，造成你必须面对更高的税率与要求。
回应监理者合理的疑虑。很多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确实引发诸多有关使用者安全、隐私与接近性是否合法的疑虑。Airbnb必须确保清单上提供给客户租用的公寓安全，Lyft必须确保旗下驾驶使用的汽车不会对乘客安全构成威胁。合法企业应该对监理者的疑虑做出回应，不只因为这是正确的事，也因为可以建立自己在官方机构的信用。在说明自己的情况时，企业必须试图站在监理者的角度，提出能让自己信服的主张。
把传统企业归类为符合自由市场，创新企业归类为反市场，是非常简便的做法，但现实情况往往更加微妙。事实上1970年代时正是因真正的两党合作，才能促成政府撤销对卡车与航空业的管制。共享经济企业应该把重点摆在消费者利益与回应监理者的合理疑虑，如此一来将可以争取到超乎原本预期、更加广泛的支持力量，与达到更好的结果。
利用绝佳的方法接近政府。正如同补偿或是编写程序有最佳实务一般，影响公共政策也有最佳的方法。接近政府的最佳实务包括形成联盟与行业协会，向政府提出凝聚的共识，而不是由企业个别地或是只在危机时刻才接触监理者。此外，共享经济企业应该寻求外部的认证人。林肯（Lincoln）总统曾经这么评论过律师：「律师代表自己辩论是件愚蠢的事。」这个道理套用在公关领域更是再适用不过。政府官员对于自利的主张充满猜疑，只要可以，最好是利用受人信赖的外部公证人，提供政府官员可兹信赖的讯号。
分享你的数据：跟政府分享数据不代表要把数据公开，同时又能帮忙降低政府对你的疑虑。共享经济创业家谢尔比．克拉克（Shelby Clark）是汽车共乘服务旅程接力网站（RelayRides）的创办人，提出规范衡量指标的想法。在这个模式下，一家企业，像是旅程接力网站，可以分享意外与保险索偿的数据，在提供的记录可佐证意外不常发生的情况下，有可能降低对保险的要求。举例来说，监理者，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需要数据来确认，共乘企业不会限制居住在特定区域的民众或是残障人士使用它们的服务。分享这些数据很可能抒缓监理者的这些疑虑，并大幅降低监理者对企业的要求。例如，就增加民众额外交通选项的角度来说，分享使用人数的数据，能够让城市看见自家企业提供给市民的益处。
针对自家企业提供的价值做一份详尽的研究报告：与其仰赖共享经济好处的格言，倒不如使用具体的数据说明，特别是在面对多疑的监理者时。Airbnb委外制作的一份研究发现：「因为Airbnb的租金通常比饭店便宜，旅客待的时间会更久，在城市的消费金额为1,100美元，相较于下塌饭店的旅客的消费金额840美元；有14％的客户说，如果不是Airbnb，自己根本不会到访这个城市。」这些正面的外溢效果对本研究的重点城市，如旧金山，的有关当局来说，是最强而有力的证据。虽然这类研究需要的经费不多，因为共享经济公司已搜集了大部分的数据，但值得留意的一点是支持相关论点的研究可能已经存在，像是加州柏克莱大学的专家苏珊．夏恩（Susan Shaheen）所做的分析研究发现：「汽车共乘者指出，自己的汽车行驶哩程数减少44％（解决交通拥塞的问题）。此外，欧洲的调查显示，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多减少50％。」企业应该把这类证据搜集好，主动公开自家企业带来的益处。
找到现行最好的规范，把它们分享给政府：市政府经常受限于资源，很多现存法规都已过时，而且和共享经济企业的商业模式无关。没有道理企业本身不能找到现行最好的规范，并呈交给市长办公室。对很多城市来说，拟定新的规范充满挑战，企业可以踏出第一步，搜集使用者与消费者的反馈意见，了解现存的障碍，并找出必须重新拟定才能符合新商业模式需求的过时规定。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决定，除了调查共乘服务驾驶的背景，还有16项必备的汽车检验要点，不过一家像是Getaround的企业，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提出类似的解决方案。当然，最终决定权仍在市府手上，而且企业不应该拟定自己的规范，但是如果有现成好的规定，别吝于让市府知道。
把商业问题归咎到监理者身上很容易，也可能没错。更困难但获得的报酬相对也更高的做法是避开监理问题，并享受商业成就。由于这类共享经济企业很多都来自矽谷，因此很容易就联想到最大的风险可能与基础技术或是竞争有关。然而，对众多共享经济企业的存续来说，主要的风险是市府或是州政府不允许这样的商业模式运行。期待监理者主动与自己站在同一阵线，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市府对抗更是不智之举。相反地，这些企业必须找到新的方法做生意，并且应该从与监理者分享资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