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在周末传来：华伦．班尼斯已过世。对我们《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工作人员来说，是失去一位长期合作的作者和友人。还有许许多多人，也将怀念这位良师和指导者。
让我们来界定「长期」的意义：华伦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出现在1961年，标题是〈领导力的修正主义理论〉（“Revisionist Theory of Leadership”），那正是它传达的意涵。半世纪后，那篇文章的讯息听起来就不那么修正主义了：在日益复杂、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企业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独裁者，而是作风较人性化、民主化的领导者。（班尼斯喜欢简化为这个短语：从「威武男子转变为大师」〔from “macho to maestro.”〕）然而，当时的企业巨头极不可能以这个方式看事情。
华伦协助促成的修正观点，也发生在一个不同的层级。1961年之前，领导力的议题不是《哈佛商业评论》常见的文章类型。管理的重点是企业的有效建构及其运作的执行。有些主管在鼓舞、激励员工及察觉未来挑战方面，胜过其他主管，但管理理论对于这些事实大致是避而不谈的。这是不可言喻的领域，不适合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
华伦喜欢说自己很幸运。在他为《哈佛商业评论》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一篇自我省思的文章，刊于2010年7月号，篇名为〈我的困顿成功之道〉）中，他甚至声称自己的职涯成功关键是「困顿」的：有事业心、没有安全感、辛苦工作加上幸运。但正如谚语所说，人们可以为自己创造运气。事实是，他在领导力的议题还不受重视时，就抓住它，并在其正统性上升的过程中持续关注，诚然，华伦促使领导力的研究变得重要，因为他和真正的领导人经常有思虑深入的互动，而成就了他自己的深入见地。
为什么他当初会被领导力所吸引？华伦认为自己受到多种影响，包括道格拉斯．麦葛瑞格（Douglas McGregor），麦氏阐述的X理论与Y理论，让经理人大开眼界，看到管理员工的较好方法。华伦从二次大战退伍，进入安提亚克大学（Antioch College）时，麦葛瑞格正担任校长，华伦在领导人和倚靠领导人者的互动中如鱼得水。但很难不相信他的名字竟然也影响了他。生于1925年的华伦．贾梅利尔．班尼斯（Warren Gemaliel Bennis），名字取自在任内意外过世但名望如日中天的一位美国总统（译注：指1923年过世的哈定总统〔Warren Gemaliel Harding〕），不过那位总统的身后之名随着丑闻的曝光，很快就蒙上永恒的污点。取了和声名狼藉的领导人同样的名字，必定让年轻的华伦决心努力探讨，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些人留下伟大的遗泽。
历经数十寒暑的职业生涯后，华伦持续无畏地投入难以研究但更难忽视的议题。他研究了〈说故事领导学〉（“The Leader as a Storyteller”，1996年），并探讨了造就领导者的关键时刻：
〈领导人的七段奇幻旅程〉（“The Seven Ages of the Leader”，2004年）。他在与诺尔．提区（Noel Tichy）合撰的〈决断力〉（“Making Judgment Calls”）一文中论述领导者的智慧能力，以及在2009年与詹姆斯．奥图（James O’Toole）合撰的〈下一步：坦诚〉（“What’s Needed Next: A Culture of Candor” ）中，论述领导人如何影响其企业文化。在早期的著作中，他常常高瞻远瞩：例如他在1964年宣告，「民主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在后来的著作中，不可避免地对此做了一些回顾。
华伦可能一直如他声称的有事业心、没有安全感，勤奋工作和幸运。但他也迷人、和蔼可亲、敏于省思、慷慨大度、富有幽默感，而且向来都很乐观。华伦在回忆录《惊喜的年代》（Still Surprised，繁体中文版由脸谱出版）出版时，接受《哈佛商业评论》的采访，提到他可能还会出版一本书：
我在想，虽然还不是很认真，但我的下一本书可能会取一个词，我不是笃信宗教的人，但这个词有强大的威力：就是《恩典》。我想这个书名也许正适合一本谈论慷慨、尊重、救赎和牺牲等议题的书。这一切听起来好像有宗教的意味，但我想到的全都是未来领导者需有的素质。
《恩典》永远无法成书陈列于书店。但是有幸认识华伦并与他共事的人，和他在一起时已明白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