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对世界各地的商学院来说，是自我反省的十年。自恩隆公司（Enron）破产以来，经历金融危机，到内幕交易和伦敦银行同业拆息（LIBOR）丑闻，以下这个问题一再出现：商界领导者让许多人大失所望，号称培育商界领导者的那些高等学府，对他们的行为究竟有何影响？
并非只有公众和媒体提出这个问题。同样有这个疑问的还包括多位管理学界最耀眼的明星，例如普费弗（Pfeffer）、高夏尔（Goshal）、班尼斯（Bennis）、明兹伯格（Mintzberg），艾德勒（Adler）、库拉纳（Khurana）、史塔基（Starkey）、波多尼（Podolny）等人。这些知名学者、畅销书作者或学院院长，一致认为商学院应共同承担商界领导者判断疏失和大肆中饱私囊的责任，那些行为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破坏，并辜负了民众对企业的信任。
这些名人看法不同之处，在于那些恶行究竟是疏失所致，或是刻意的犯罪行为。
认为是疏失所致的阵营，形容商学界是无能、思绪紊乱的一群，基于“嫉妒自然科学”的心态，提出晦涩难解的研究成果，但那些研究和真实的商业世界没有多少关联。商学界狂热地进行与现实不相干的研究，而忽视了教育的宗旨。
认为是刻意犯行的阵营则更进一步，指商学界是支持罪恶的势力，商学院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灯塔，使用学院的讲坛去改变人们的想法，接受很多事情与道德无关的观点，并宣扬一些理论，想要证明经理人自私的精英主义是正当的，暗示价值观的存在价值仅仅是为了提高利润。
这些批评带来了某种变化。大多数商学院都开设必修的道德课程，并调整课程，纳入对个人原则和社会责任的关切。但是这样是否足够了呢？
不太够。问题的根源比这个还深。商学院既非无能，也不邪恶。它们就像那些涌进教室的学生，正处于转型期。对外它们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象，暗中则和有关身分与目的的问题搏斗，询问：“我该怎么办？”而不问那个困难得多的问题，“我是谁？”
许多课程的创新跟它们所面对的批评一样，都维持一个传统的观点，认为商学院是汇集知识的中心，功能是创造并传播最新的管理理论和最佳管理实践。
这么做仍然有必要，但已不再足够。领导者并不仅仅是由知识与技能造就成的。过去这么做也许是足够的，因为一直以来都是由商学院负责训练学生的脑与手，而让其他机构（如当地社区、长期雇主）去照顾他们的心灵。然而，这样的分工正迅速消失。
越来越多工作者的整个职业生涯并不是在同一个组织、城市、甚至国家中。这些四处迁移的专业人士与当地社区的关系不再紧密。他们与雇主的关系往往是功具性的，只要一方能为另一方创造价值，就能维持下去。
我的研究显示，商学院在这些人的生活中具有较广泛的功能。商学院不只给他们工具，让他们在工作上取得成功，还提供梦想之地和一个族群。
在商学院里，经理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身分和愿望，努力调和自己所能做到的，配合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让两者目标一致。他们精进自己对领导的看法，以及对于想要服务的对象的看法。在课程结束之后很久，加入施压、引导和支持他们的社群。
总之，商学院的课程是一种成年仪式，塑造有抱负的领导者的价值观、承诺、习性和道德观念。我要表明，我并不是说他们应该那样做，我是说，他们已经那样做了。问题是：他们有多么用心？多么熟练？为了谁的利益？
“我同意对商学教育的这个较广阔的观点，” 许多经验丰富的教授告诉我，“但许多教授并不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毕竟，我们受的训练是要担任社会学家和经理人，我们对于和别人分享证据及提供建议感到比较自在，比较不习惯领导变革和协助成长。”
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跟我们的学生很像，他们通常是因为精通某个技术领域而晋升到领导职位，而且往往感到辛苦，直到他们明白自己的角色不只是比较大了，而且是截然不同的，成功所需的不是更多的努力，而是转变心态。
同样地，最近对商学院的批评，并不是要我们把平时的工作做得更好，像是想出新理论、增设流行话题的课程、选择能代表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模范角色的知名人物来演讲，或把那些角色写成个案的主角。如果只是改变流行语、理论、英雄人物，其余的就凭运气，那么就意味着一切都会维持不变。
但其实，这个批评是个劝告，要我们欣然接受商学院的功能是为组织和社会培养领导者，不仅在营销话术方面，也在教育实务方面真正做到。
这意味着在工具性目标和人文目标上赋予同样的重要性，而不是把其中一个目标当成达到另一个目标的手段。应该热切地倡导真实、服务、平等、对地球的关切，就像主张股东价值极大化一样地热切。在教学与辅助的思考之间取得平衡，思考我们自己和我们身处的文化。居中建立新的关系。刺激想像力。
在今日全球化及移动装置普及的时代，商学院只有在变得善于强化对理想与社区的重视，就像它们善于提高能力和雄心那样时，才能履行外界要求它们发挥的功能。给予经理人工具去做好工作，并让他们记得为什么要工作，以及为谁工作。让毕业离校的是真诚、关心人们、到哪里都能好好发挥的领导者。